1950年代初，作为团校学员，我被抽调到治淮工地上，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被陶冶着、锻造着。如今，60年过去了，往事历历，犹在眼前。
傅作义、李葆华、张含英的题词
1950年，治淮的主体工程润河集分水闸在苏联专家布可夫完成设计、报中央批准后，于当年底破土，1951年2月全面开工。我就是在分水闸全面动工后参加这项当时举世闻名、亚洲最大的水利工程的。
兴建这么庞大的、复杂的、时间要求十分紧迫的系统水利工程，干部奇缺，只得从皖北区各地各部门抽调干部去突击。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决定从皖北团校抽调一部分学员去支援。当时我在的皖北团校第7期学习，3月21日上午，团校第一队队长何文召集我们一队全体学员开会（皖北团校第7期共3个队，第一队是机关干部队，我是从安庆人民银行选调来团校的，第二、三队是工人队）。我们这个队当时住在现省政府对门的长安旅社内，即现在花园宾馆地段，那时长江路没有改建，这条街叫前大街。我们全队72个小青年站在旅社的小院里，由当时人称皖北四大演说家之一、皖北团工委副书记项南（皖北团工委书记是区党委副书记李世农兼任的），站在队列前向我们作战前动员学说。项南这次战前动员简短有力，极富鼓动性。他挥动右臂，声情并茂地说：“同学们！同志们！年轻的朋友们！我现在宣布一道命令：中共皖北区委员会决定，抽调皖北团校第7期第一队72名学员今晚出发，前去润河集分水闸工地参加伟大的治淮工程。工程结束后，原则上回到原工作单位。希望同志们发扬保尔、柯察金的战斗精神，坚决地、勇敢地完成任务！”命令宣读完毕后，项南接着特别强调：“润河集分水闸是毛主席批准、苏联专家布可夫同志设计亚洲最大的水利工程。因为整个工程要在今年汛期前完成，干部力量不够，曾政委亲自决定，从团校抽调一队学员去突击，这是很光荣也是很艰苦的任务。曾政委决定调你们去，是对你们政治上高度信任，也是对你们思想上的最大考验。我热切地期望你们千万不要辜负区党委和曾政委对你们的信任，千万要经得起艰苦任务的考验。我相信，你们将在这项伟大的工程中，在这场火热斗争中，学到在团校的课堂上难以学到的许许多多的生动、具体、实际的政治知识，理解到干仲儒同志”（注：干仲儒当时是皖北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皖北团校校长）在讲社会发展史课程中关于推动社会发展的最大动力的真正含义。因为润河集分水闸地集中了几万工农大军，他们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他们是年轻人最好的老师。”说到这里，项南左手叉腰，右手伸掌，直指前方，高呼：“同志们！让我们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前进！奋勇前进！！”项南的动员，得到的回报是：72个小青年雷鸣般的掌声。接着，随同项南一起来的皖北团工委青农部部长、治淮团工委副书记刘星介绍了治淮冬修工程中的英模人物事迹，特别介绍了金秀兰的事迹，号召我们向治淮英雄学习。整个战前动员会议只开了半个小时，项南的动员，确实使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这天晚上7点，我们72个小青年，背着背包，排着整齐的队伍，由队长何文、副队长桑群带领，从长安旅社出发，阔步行进在前大街上，高唱着：“年轻的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泽东前进，紧紧地跟随着毛泽东前进……”登上火车。在车上，这个组与那个组互相拉歌，此起彼伏，欢乐的歌声与火车的轰鸣相互伴奏，充满着战斗气氛。次日凌晨1点，抵达田家庵。这夜没有睡觉，凌晨4点，乘小火轮溯流而上，下午4点抵达正阳关后，何文队长立即领着我们向六安地区治淮指挥部报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又背着背包，以团校学习小组为行军单位（我在第4小组，组长张德成，是安庆市电信局干部，后任安徽省建筑工程总公司总经理），由正阳关出发，急行军两天，穿过辽阔的淮北大平原，傍晚时分，到达润河集。一到，卸下背包，便到润河集闸坝工程指挥部报到。指挥部设在润河集镇政府内（这是一个古庙），指挥部政委张云峰接待了我们，用一个多小时给我们介绍了工程设计、主要建筑物、当前土方施工进度及工程竣工后的效益等情况。我们听完张云峰的介绍后，便分散居住于集上的商店和居民家里。我被分配在一家中药铺子的后屋，这里已住了3个人，他介是冒茀君、李人怡（他们二人是新华社治淮分社的记者，工程结束后，李人怡调回新华总社国际部，冒茀君后任新华社安徽分社副社长，1960年调任《安徽日报》副总编辑）和江流（《皖北日报》记者）。我们4人同居一室10多天，后来搬到工地的大工棚里。
第二天一大早，张云峰带着我们到淮河南岸的工地（分水闸虽名叫润河集分水闸，实际上工地在淮河南岸属霍邱的地段），当时工程已动工，4万多民工正在紧张地做土方工程（挖土、平地等），并正在给指挥部搭盖工棚。工地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打夯的号子声震天动工，气势很大，我们看了后十分兴奋。
这天傍晚，张云峰带着他的警卫员小李来到我的住处，悄悄地对我说：“小鬼，我带你到河边去接一个重要人物。”江流说：“我能去吗？”张云峰说：“明天早上你们几个记者都要去指挥部，今晚就不要去河边了。”我跟随张云峰来到淮河边后便问：“这个重要人物是谁？”张云峰说：“此人原是国民党的大官，现在是新中国水利工作的领导人。”我说：“是傅作义吗？”他说：“正是。傅部长是来工地视察的。”不到10分钟，淮河上传来了小火轮的轰鸣声。十分注重仪表的张云峰这时把上衣的风纪扣子扣起来了。不一会儿，小火轮靠岸，首先下船的是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走在最前头的战士端着一挺轻机枪。接着，傅作义和另外两位个头也挺高的人，鱼贯下船。张云峰作了自我介绍后，便对3位领导人说：“这个小同志是皖北团校来支援分水闸建设的年轻干部。”走在最前面的人满面笑容，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我叫傅作义，我向你们年轻的治淮干部致敬！”当时，我兴奋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接着，后面的一位说：“我叫李葆华，向同志问好！”再后面那位接着说：“我叫张含英，是中央水利部的工作人员。”这时，我惊叫了一声：“您就是北洋大学的张校长吗？”傅作义说：“正是。张校长现在是中央水利部的副部长。”说着说着，一行人已来到指挥部所在地。我想跟着进去，但一个班的战士，已将指挥部四周警卫起来，大门口站着双岗。张云峰看我不能进去很失望的表情，便说，有什么要求明天再说吧。我问：“李葆华是什么干部？”张云峰说：“你知道张含英怎么不知道李葆华？葆华同志是李大钊同志的儿子，现在是中央水利部副部长、党组书记。”
此刻，我兴奋异常，蹦蹦跳跳地回到住处，告诉老冒、江流和李人怡：“我见到傅作义了。”江流问：“你可见到一个背照相机的大个子？”我说：“见到。”江流问：“老楼肯定是曾政委特派的。”到了1956年，我才知道江流说的老楼，就是《安徽日报》著名摄影记者楼并铨。
回到住处后，我思考着一个“重大问题”——采取什么办法请傅作义等3位首长给我们留个纪念？思索良久，决定串边团校留在指挥部的18位同学联合给3位首长写一封短信，请3位首长给我们题个词。于是，我奋笔疾书，以18位同学名义写了一封致3首长的信，并“一家一户”地征求同学们的意见，又将同学们的笔记本收齐，于次日晨到指挥部门口。两位解放军战士只准我在门口等候，不准我进去。我等了约半个小时，张云峰陪3位首长出来了，我向傅作义敬了个礼，然后把信交上，傅作义迅速看完，说：“我们可以按照年轻同志的要求，写几句我们互相勉励的话。”说着，又回头对李葆华、张含英说：“你们二位同意我的意见吧？”李、张二位笑着说：“同意，同意。”这样，我便把18本笔记本交给傅作义，傅作义交给了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这时，天下着细雨，首长们穿着雨衣，向万人工地疾步走去。我站在指挥部大门口望着几位首长远去的身影，突然发现，没有一个当兵的跟随。为什么下船时和住下后警卫森严，而此时则毫无戒备呢？后来我问了张云峰，张云峰说，首长们到工地检查工作，与广大民工面对面交谈，要与群众打成一片，我怎么能派警卫呢？
这天晚上，张云峰的警卫员小李来到我的住处，老远就喊：“题了字了，18本都题了！”我迅即打开我的笔记本。傅作义的题词是：“鲲池青年：根治淮河，永除灾害。”李葆华的题词是：“鲲池同志：蓄泄兼筹，治好淮河。”张含英的题词是：“鲲池青年：根治淮河，造福于民。”“文革”中，这本珍贵的笔记本被造反派付之一炬，实在令人痛心。1963年12月，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到桐城检查工作时，县委第一书记史钧杰等县委领导人都下乡去了，是由我接待的（当时我在桐城县委办公室工作）。我在向他汇报了当前工作后，把12年前的笔记本找了出来，向他展示了他在润河集分水闸给我的题词。他高兴地说：“你真细心，这几个字现在还保存着。”他又问我原来干什么工作，怎么去团校的，分水闸建成后又干什么。我说，我原来在安庆人民银行工作，从银行到团校，分水闸建成后又回银行，后来从银行调到县委机关。他听后说，银行很重要，党委机关工作重要，革命工作样样都重要。
当时的指挥部机关真精干
1950年3月27日，润河集闸坝工程指挥部指挥钱正英到达润河集。3天之前，我们团校72个同学就分配了工作。有的分到河南省的临水集淘沙，有的分到临淮岗的出水闸工地，有的分到民工队伍中做政治工作，留在指挥部机关的只有18个人。我当时年纪最小只有16岁，又是银行来的，人还较灵活，就分配到秘书处财务科，科长宫传本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二等残疾军人，山东人。科里的几个工作人员都是财会专家，如傅珏生是原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的审计师，是民革成员；王栋臣是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原中国农民银行副总会计师，与王明是中学同班同学。这些专家业务精勇，学识渊博，工作认真，日夜苦干。当时的指挥部机关真正可以称之为精干，只有一名指挥——钱正英（那时她是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调来淮委任工程部副部长，部长是著名水利专家汪胡桢），一名政委——张云峰。指挥部只设4个处，每个处也只有一名处长，没有副职。政治处处长刘晓峰；工程处处长吴溢，是这个大工程唯一的工程师；秘书处处长陶克明；器材处处长李泰安。整个指挥部只有50多人，而且除我们财务科外，其余各处绝大多数同志白天、夜晚都活动在工地上。就是这个50多人的指挥部，指挥着4万多名民工和从上海来的2000多名工人，以及从铁路上调来的许多工人（因工地为运砂石等材料铺设了密如蛛网的小铁轨）；调度整个工程需要的20多万吨由全国各地支援的各种物资及2000多条船只。工作效率之高，现在是无法比的。淮委财务部为我们财务科配备了一台价值1500万元（旧人民币）的手摇计算器，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设备。但科里傅、王两位专家都是双手同时打算盘，速度和准确率与手摇计算器几乎完全一致。指挥部从钱正英到工作人员，都住在用竹子和芦席盖的所谓办公室，每人发一张芦席垫子，睡在地上（后来才发了一张竹子架的床）。不同的是，钱正英和张云峰两位领导各住一间，其余各处、科的干部都是4至6人一间并办公。电台是一间。我们财务科的房子地段特殊——在钱正英和张云峰房子的中间，因为财务科有金库（就是装人民币的一只大箱子），存有大量现金。钱、张两位首长隔壁各有一间小房间，住着两位首长的警卫员。这两个警卫员，同时担负了保卫金库的重任。4月中旬，曹禺来了之后，又在张云峰的隔壁，搭了一间房子。所以，从这时起到7月底止，我和曹禺这位艺术大师成了邻居，并结成了忘年交。
钱正英精辟分析四大有利条件
在钱正英到达润河集后的第3天，曾希圣来到润河集。这天晚上，指挥部在润河集镇政府的会议室（即古庙大殿）里，召开科以上干部会议（含民工大队的大队长以上干部）。我本无资格参加，但秘书处陶处长和我们宫科长认为我是秘书处工作人员，叫我也去听会。参加会议的百把人席地而坐，把屋子挤得满满的。会场陈设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前面一线小桌子，桌子上放了一盏手提马灯，没有茶杯之类的东西。钱正英、曾希圣、张云峰3人挤坐在一条长凳上。28岁的钱正英留着齐耳的短发，身着当时发给高级女干部的深蓝色薄呢双排扣列宁服，一口普通话，双目炯炯有神，是一位十分精明干练的女性，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钱正英首先讲话。她用生动简洁的语言，全面阐述了建设润河集分水闸的作用和意义，扼要地对科以上干部提出明确的要求：在7月1日前完成拦河坝合龙任务，7月15日全面完成闸坝工程建设任务。
接着，曾希圣讲话。他先向大家介绍了钱正英：“钱正英同志是我们党年轻的女水利专家，是一位既有学问又有实践经验的难得的领导干部。希望大家在钱指挥的领导下，同心协力，艰苦奋斗，按时按质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大家的光荣任务。”接着，他讲了这项工程的重要性和完成任务的艰巨性，要求大家战胜一切困难，完成这个亚洲最大的水利工程。讲到这里，曾希圣提高了嗓门，一字一句地讲了关于机械化施工的问题，讲得很慢、很清楚。我理解，他是让大家都能听懂他的湖南话。钱正英接待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这么大的技术难度极高的而我们又从来没有做过的水利工程，虽然面临的困难很多很大，但是我们更有许多有利条件。第一，有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深切关怀，这是最根本的有利条件。我们共产党是从来不怕困难的，从来就是与各种困难作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的。第二，有沿淮4000万人民积极踊跃地参加。农民是迫切要求把淮河早一天治好的，所以有很高的积极性，这是一个巨大的力量。第三，刚才曾政委讲了，有上海工人阶级的大力支援，上海工人不仅为我们制造闸门，而且还亲自来安装，我们确实可以完全放心。第四，有苏联老大哥的帮助。这个工程是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同志设计的。在施工的关键时刻，布可夫同志会来指导（布可夫后因患眼病未来工地，曾希圣请我国著名眼科专家张锡祺到蚌埠给布可夫诊治，布可夫病情稳定后回到莫斯科继续疗养）。有了这4条，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所以我们有必胜的信心。”曾希圣听后十分高兴，带头鼓掌，连声称赞：“钱指挥讲得好！讲得好！”
会议结束后，曾希圣把3名记者留了下来，要求冒茀君、李人怡、江流要大力做好宣传报道工作，使分水闸建设情况和英模人物广为世人所知。后来这几位记者每隔几天就发出消息和通讯，由指挥部电台报务员老林用电报发往新华社总社和《皖北日报》。
我们没有用帝国主义的一根钉，完成了目前亚洲最大的水利工程！
4月22日下午，我被张云峰叫去，分配我干一个临时性工作：担任指挥部的对外接待员。张云峰说，后来，将有10多位外国记者来我们这里参观采访，之后，外国驻华使节访问团要来分水闸参观考察，你去做具体接待工作。我问具体任务是什么？他说，主要是送茶送水递毛巾，吃饭时给来访者端饭，参观时引路等。这个工作很重要，要做得细致、周到、有礼貌。我说，听说外国人不喝茶，要喝咖啡，我们没有咖啡怎么办？张云峰说，钱指挥想了一个点子，已派人到蚌埠买来了中国红茶，泡时加上红糖，钱指挥说这叫中国式咖啡。
24日上午11时许，我随同钱正英、张云峰等领导去淮河岸边迎接客人。苏联及9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12位记者，在外交部新闻司一位翻译陪同下，下船登岸。按照张云峰原来的交代，我先向翻译介绍了钱正英、张云峰和刘晓峰，翻译用英文向外国记者们作了介绍，然后，翻译又向钱、张、刘逐一介绍了来访记者的名字和所在的新闻单位。
钱正英对外国记者来工地十分重视。记者来工地前夜，她通宵达旦，奋笔疾书，亲自写了讲话稿，写一页我就拿来刻钢板，印成后已是东方之既白。此讲话油印件，我一直珍藏至1966年，“文革”中被造反派抄家时烧掉了。头天下午，钱正英叫我在木工组制作一根木棍，供她在介绍情况时指点工程示意图时使用。钱正英的讲话十分精彩，不仅思想深刻、内容丰富全面，而且语言优美生动，充分展现了这位新中国的女水利专家的政治魅力、学识魅力和人格魅力。她说：“我们没有用帝国主义的一根钉，完成了目前亚洲最大的水利工程！”在讲到进水闸的底基板材料，按设计要求必须用美国红松，但因美国对我国封锁禁运而改用润河集那边的粘土重重夯实来代替时，钱正英说：“我们用隔一条淮河的粘土代替了远隔重洋的美国红松。”在谈到新旧中国劳动人民境遇和精神状态时，钱正英神采飞扬地说：“在旧社会，哪里有劳动，哪里就有皮鞭和棍子；在新中国，哪里有劳动，哪里就是有欢乐和歌声。请记者同志们用满腔的热忱、生动的笔触，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意志、智慧和力量，把新中国人民的思想风貌和劳动成果，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个地方去！让帝国主义发抖吧！让朋友们欢笑吧！”在介绍过程中，有一个水利上的术语，翻译同志不懂，一时译不过来。钱正英谦逊地对翻译说：“允为你了，我直接用英语讲述，可以吗？”翻译高兴地颔首。钱正英介绍完毕，记者们全体起立鼓掌。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名叫捷姬的女记者，热情奔放地走到钱正英身边，张开双臂，拥抱了我们的钱指挥。
过了3天，外国驻华使节访问团来到了润河集。使节团团长是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副团长是匈牙利驻华大使夏法朗科。13位大使都带了夫人。钱正英告诉我们，按照礼节，要先给大使的夫人敬茶水，而且脚步要轻。我一一照办了。李周渊讲一口流利的东北普通话。饭后，我同他聊天，他说，他是在中国东北长大的，曾跟随金日成将军在长白山打游击，抗击日本侵略者。通过翻译，波兰大使告诉我，在二战中，波兰损失十分惨重。
曾希圣紧紧握住钱正英的手说：“现在，我放心了！”
4月底，曾希圣又一次来到润河集。他是从蚌埠乘水陆两用汽车来的（这种汽车是解放战争中的战利品）。这时工程正进入最紧张时期，拦河坝、固定河槽、进水闸几处工程同步进行。他看到钱正英整天忙碌在工地上，连午饭都是警卫员送到工地上吃，便没有要她作陪，只是带着张云峰到拦河坝、固定河槽、进水闸的各个工地，仔细地查看和询问工程进度和质量。在栏河坝工地上，他召集谢洪友、李秀英等几位民工座谈。当谢洪友说到他的班倡议开展劳动竞赛，每次干活休息前，自己带头并动员全班民工再挑3担土才休息，加快了进度时，曾希圣紧握谢洪友的手说：“我代表淮委感谢你！”并立即对张云峰说：“这位同志的做法，可以在全工地推广，这样可以大大加快工程进度。不过，不能疲劳过度。”很快，指挥部根据曾希圣的意见作出正式决定，并通过《分水闸快报》和全工地14个高音喇叭，广泛宣传谢洪友的多挑3担土的经验，后来称之为“谢洪友的三担土运动”。江流、冒茀君等记者都为此写了专稿，发表在《人民日报》和《皖北日报》上。这天，曾希圣一刻也没有休息，吃过晚饭，还去工地看望日夜营业的临时粮店、小吃店，并慰问了工地医院里的伤病员。
晚上10点，钱正英从工地回到指挥部。曾希圣双手紧紧地握住钱正英的手，高兴而又充满关怀地说：“正英同志，你太累了，不要汇报，我到处看了。现在，我放心了，心里头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万万没有想到，工程进度这么快，千军万马调度指挥得这么好。七一是党的生日，拦河坝一定要在七一清晨合龙！合龙后，立即给毛主席拍个报喜的电报。今年七一是党的30岁生日，让毛主席高兴、放心。”钱正英兴奋地对曾希圣说：“我们给毛主席报喜的电报中要写上这样一句话：我们没有用帝国主义的一根钉，完成了目前亚洲最大的水利工程，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骄傲！”曾希圣听了钱正英的这句话，立即站了起来，大声地说：“你讲得好！讲得好！讲得太好了！这句话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自力更生。这句话一定要写进毛主席的电报中去！”
曾希圣又关切地问钱正英：“辛白在上海还好吧？”辛白即黄辛白，那时，钱正英和黄辛白还没有结婚。黄辛白原在皖北团工委任学生部部长，钱正英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尽管黄辛白是曾希圣十分赏识的爱将，但为了照顾他们的关系，爱才如命的曾希圣仍然忍痛割爱地同意黄辛白调到上海。钱正英听曾希圣问到黄辛白，腼腆地一笑，说：“还好，常有信来，但我没有时间给他回信。”曾希圣用责备而又风趣的口吻说：“那可不行哟！你们还没有结婚，还在谈恋爱！恋爱、恋爱，就是要鸿雁传书，互通‘情报’嘛！”
邵力子说：“毛主席要我告诉你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5月5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委员邵力子率领的中央治淮视察团，在曾希圣的陪同下来到润河集。视察团每个成员都戴一顶草帽，草帽上印着毛泽东主席题写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8个红字。视察团乘坐的小火轮是清晨到达的，我陪同钱正英、张云峰在淮河岸边迎接，第一个下船的是邵力子，而不是报纸上已登出的团长张治中，接着是邵先生的夫人傅学文，邵先生个头很矮，剃着光头，戴着眼睛，他夫人则是高个子。邵力子一下船就说：“张治中先生小恙，毛主席叫我代表文白（张治中字文白）先生来。”邵力子一行数十人下船后，步行穿过万人劳动工地，来到曾接待过各国大使的会议室。
落座后，钱正英就汇报，没有一个字的汇报稿，全是口讲。她用小木棍指点挂在“墙上”的工程示意图，向视察团做了近1个小时的汇报。然后，陪同视察团和曾希圣到热火朝天的工地视察工程情况，慰问民工和上海来的工人。邵力子当时年事虽已较高，仍兴致勃勃地奔波了一天。晚饭前，钱正英叫我陪同邵力子一行看了工地银行、小吃店、粮店、仓库等后勤部门。途中，邵力子问我：“小同志，你可知道我原来干过什么工作？”我说：“知道一点，您当过国民党陕西省主席、中央宣传部长、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1949年春天北平和平谈判时，您是国民党代表团的副团长，我们不少年轻人都知道您是和平老人。”邵力子听了很高兴，说：“你这个小同志对我还有点研究哩。”接着说：“毛主席叫我们来视察，实际上我个人理解是来学习的。我们团的成员都是民主党派，这次下来主要是向工农大众学习。”接着，边走边看边逐一向我介绍视察团的同志，并且要我多介绍一些情况。他还神秘地对我说：“我还干过一件很重要的事，现在不能跟你说，将来你可能会知道。”直至50年后，我在阅读有关历史资料中，才知道邵力子1920年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参与过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并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确实是一件重要的史事。
晚上，在湖滩草地上搭起大台，邵力子发表了讲话。在台上就座的还有曾希圣、钱正英、张云峰，台下有5万人。邵力子操浙江口音，第一句话就说：“我们是受毛主席的指示，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来慰问大家的。我离开北京的头天晚上，毛主席召见了我， 对我说：请你去告诉他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毛主席为什么连讲3句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呢？我个人领会：第一句是命令：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第二句是勉励：同志们啦，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第三句是规劝：一定要把淮河修哇！这是毛主席对治淮大军下的命令，又是对淮河两岸4000万人民的深切关怀。”接着又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是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那时德国法西斯疯狂戟苏联，苏联红军和苏联人民是高喊着斯大林的名字去冲锋陷阵的，因为斯大林的名字就是胜利。我们现在搞新民主主义建设，同样要高喊毛泽东的名字去冲锋陷阵，因为毛泽东的名字就是胜利。同志们，现在毛主席亲笔题写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八个大字已印成，我们带来了，参加治淮的同志每人发一张，希望大家把毛主席的号召化为巨大的力量。我听主席的秘书说，主席在挥毫题写这八个大字时，是流着眼泪的。希望同志们团结起来，奋勇战斗，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在毛主席题词的指引下，工农携起手来，赶快把淮河修好！”
邵力子讲完后，钱正英代表参加润河集闸坝工程的5万建设者讲了话。最后，曾希圣讲话：“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定要把淮河修！我代表治淮委员会和皖北区党委，感谢邵团长和视察团的全体同志前来视察和慰问。请邵团长回中央后向毛主席汇报：我们一定能把淮河修好！”
曹禺勉励我“把生命和革命事业紧紧联结起来”
4月中旬的一天，指挥部收到曾希圣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简称北京人艺）院长、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曹禺将率领40多位文艺家来工地体验生活，嘱指挥部做好安排。曾希圣在电文中特别指出：曹禺同志是国宝，这些文艺家来工地，是中央对润河集分水闸工程的关怀，他们是来慰问的，不是来改造的。并说曹禺同志的伙食，应同钱正英一样吃小灶（当时是供给制，一般干部吃大灶，县团级干部吃中灶，地师级干部吃小灶）。
曹禺住在我们财务科右隔壁的工棚里，与张云峰、钱正英工棚相邻。和曹禺同住一室的人名叫李醒，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将近30岁。曹禺带领的文艺家来自3个单位：北京人艺、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来，跟我很熟的，有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浦克，据说浦克出身于延安鲁艺，后曾主演过《新局长到来之前》和《甲午风云》等；北影著名演员、后曾与谢添共同导演《洪湖赤卫队》的陈方千，陈方千的小提琴拉得很好，斯时，他已主演过《新儿女英雄传》；田烈，后在电影《上甘岭》中饰老炊事班长，也是著名演员，济南人，此人当时已近40岁，烟瘾大，我把招待外国记者的中华香烟送给他一听，他高兴极了；郭兰英爱人万兆元也来了，他是拉板胡的。女演员有4人，记得起名字的只有师伟一人，后来也成为电影界名星。这些文艺家们除陈方千留在政治处外，大多数分到民工大队或上海来的闸门安装队，边给劳动者们读报、讲时事（主要讲土改、抗美援朝、镇反三大运动的意义和运动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边参加劳动，同时兼顾采访闸坝建设者们的新人新事。原来听说作曲家马可、时乐蒙，小提琴大师马思聪和王昆、郭兰英等歌唱家也要来的，后业一直没有来。马思聪在1954年佛子岭水库竣工时，到佛子岭参加了庆功大会。
这些文艺家们给我印象和教育最深的，当推曹禺。曹禺这个名字和他的著作，我在解放前就知道了。现在和曹禺是邻居了，我当然高兴极了。
从4月中旬开始到7月底，我几乎每隔几天就和曹禺接触一次。那时我才16岁，可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记得第一次是张云峰叫我送一份淮委的文件给他看，进门后，见他正伏案写东西，我便喊了一声：“万先生，张政委叫我送文件给你看。”他抬起头来，扶扶眼镜，站起来微笑着问我：“你怎么知道我姓万？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我说：“知道，你的名字叫万家宝，曹禺是你的笔名。”
在分水闸竣工后，曹禺回北京前夕，我拿着指挥部政治处制发的纪念册来到曹禺的住处请他题词。他略加思索后，欣然命笔：
把生命和革命事业紧紧联结起来，不吝惜我们的精力和时间，建设伟大的祖国。
鲲池同志 曹禺 五一.七.廿八
7月29日早晨，曹禺率领北京来的文艺家们匆匆登程，乘指挥部安排的小火轮离开润河集分水闸。我到河边相送，互相挥手惜别。
七一拦河坝合龙的拼搏激战
在七一清晨堵死老淮河，实现拦河坝合龙，这是5万润河集闸坝工程建设者向党、向祖国、向人民立下的誓言！这是整个工程成功与否的关键一仗！若不能如期完成拦河坝合龙任务，5个月来日日夜夜的战斗成果，将前功尽弃。那时候，大江大河合龙的技术、设备十分落后，根本不能和今日长江三峡大坝合龙的条件相比。要完成老淮河拦河大坝的合龙任务，只有或者说主要是靠精神——勇往直前、不怕牺牲，团结拼搏、压倒一切困难的革命精神。
当时的情况是，经过近两个月从淮河两岸向河中填入了几十万吨的泥土后，老淮河河面一天比一天窄了，至6月30日，河面只有约100米宽了。但随着河面日益狭窄，水流越来越急，浪头越来越高，两岸的突击队员，几十人一排，飞一般向河中倾倒土方，但很快被大浪头冲走。此时，指挥部启动第二套战斗方案：突击队员川流不息地向河中投下大石块，激战几个小时后，初见成效，口子渐渐小了，但水浪更急，水头更高，几百筐大石块，转眼被浪头冲走，口子又大了……突击队员们无数次地抛石块，口子变小了，但洪水又很快把口子撕开了。如此激战了一个多小时后，指挥部启动了第三套作战方案——由严阵以待的第三梯队数百名敢死队员，以雷霆万钧之势，将几十条装满大石块的小木船推至口子之中。此刻，由北京来的文艺家、皖北文工团的文艺战士组成的鼓动队，猛敲大锣大鼓，整个工地一片震耳欲聋的“冲啊、冲啊”的口号声，当几十条“石船”投入口子后，终于锁住了老淮河的“虎口”，合龙成功了……钱正英、张云峰在合龙处紧紧握手，并挥臂高呼：我们胜利了！胜利了！2000多名堵口勇士们从南北两岸胜利会师，跳跃着、欢呼着，整个工地一片欢腾。就在沸腾的工地上，钱正英签发了给毛泽东主席的致敬电，张云峰签发了《皖北日报》记者江流当场写的拦河坝合龙电讯。
我因年纪小，个子矮，未获准参加运土、运石的突击队，张云峰叫我加入打大鼓的鼓动队。所以，我有幸目睹整个战斗过程，亲身沐浴着2000多突击队员的豪情、光荣和骄傲。
曾希圣专电：庆功大会上一定要为24位烈士默哀
这项工程劳动强度很大，当时施工设备又不好。由于种种原因，先后有24位同志在施工中光荣献身。这个情况被曾希圣知道后，特拍来电报，指出这24位同志是烈士，在完工的庆功会上一定要为他们默哀致敬。后来，在7月15日召开的5万人庆功大会上，钱正英首先讲话，第一句是：“现在，庆功大会开始。请大家起立，为闸坝工程牺牲的24位烈士默哀！”然后，由张云峰宣读被评为三等功以上的840名劳模和功臣的名单，我有幸被评为三等功。
工程结束后，我们都怀着恋恋不舍但又无比骄傲的心情，告别了矗立在淮河岸边的润河集分水闸，历来不守规矩的淮河水，已被拦河坝牢牢堵住，欢快地从人造的固定河槽流向下游，“多余”的河水，已从开启的1300米的9个进水闸流入城西湖。当时，我是16岁的小鬼，一股激情促使我口占了一首诗，题为《万岁！毛泽东！》，其中有这样几句：“五万劳动大军，听从毛主席根治淮河的教导，走出了田庄，走出了工厂，走出了学校，走出了机关，来到润河集工地上……让我们更坚定、永不动摇，永远跟着毛泽东，在广宽的大道上，向着壮丽的社会主义目标迅跑！”
（江鲲池 作者系省关工委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