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善 荣
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寿县南门外交通要道上，屹立着一尊高大的白色古人塑像，招来许多游人瞻仰，他就是春秋时期楚国令尹、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水利家孙叔敖。
孙叔敖(约公元前630—前593年)，姓蒍氏，名敖，字孙叔，又字艾猎、饶，(《芍陂纪事》云，孙叔敖名艾猎，字孙叔，敖为官号)楚国期思人。期思，古邑名，西周蒋国，春秋入楚为期思邑，汉置县，治所在今河南淮滨县东南期思集，南朝梁废。所以，孙叔敖是今河南淮滨县人。公元前七世纪末，孙叔敖担任楚庄王的令尹时，亲自主持在寿县境内兴修了我国最早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古芍陂，即安丰塘，2600多年来一直在发挥效益，造福人民。我想，这应该是寿县人民修祠立碑塑像，世世代代纪念孙叔敖的重要原因。
出身贵族 避居乡间
孙叔敖出身的家庭族蒍氏，本来是楚国的大贵族之一，为楚国君蚡冒之后。孙叔敖的祖父蒍吕臣，曾任楚国令尹(宰相)，其父蒍贾先后担任工正、司马等要职。楚成王(前671—前626年)时期，楚国的另一大族若敖氏势力膨胀，其家族的人子文、子玉、子上、子扬、子越等先后把持楚国政权，与公室的矛盾迅速激化。在公室与若敖氏家族的斗争中，蒍氏家族始终站在公室的立场上，成为楚成王的一支重要依靠力量。公元前605年，若敖氏子扬、子越分别担任令尹、司马，主宰楚国军政大权，蒍贾则为工正。蒍贾首先向若敖氏发难，向楚庄王告发令尹子扬谋反，导致子扬被楚庄王所杀。次年，子越继任为令尹， 蒍贾亦升为司马。若敖氏随即展开反扑，杀害了孙叔敖的父亲 蒍贾。据《左传·宣公四年》载：“子越又恶之(指 贾)，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赢(即蒍贾)于 阳而杀之，遂处蒸野，将攻王。”若敖氏在杀害了蒍贾后铤而走险，准备进攻当时的国君楚庄王。最终若敖氏在庄王的反击下彻底失败，但蒍氏家族也受到了几近毁灭性的打击。在蒍贾被子超杀害后，蒍氏不得不从蒍邑出逃，避居期思野鄙。孙叔敖伺奉母亲，为躲灾难，在期思乡间过着隐居的生活。《史记·循吏列传》称：“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可见孙叔敖是在乡间生活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
童年的孙叔敖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从小就有胆有识，表现出与一般儿童的不同。一天，他出外玩耍，看见一条两头蛇，很是惊骇。因为传说两头蛇是不祥之物，见者必死。孙叔敖恐怕再让别人见到而因此丧命，就把两头蛇打死埋掉了。当他回家哭着向他母亲诉说这一特殊的经历时，母亲宽慰他说：“孩子，你做了好事，上天会赐福给你，你不会死的。人们说‘有阴德者，阳报之’。德能战胜不祥，仁能消除百祸。《尚书》上讲‘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孩子，你一定能在楚国有所作为。”(这是寿县民间广为流传的“孙公斩蛇”的故事，西汉刘向《新序·杂事》有类似记载) 孙叔敖遂破涕为笑。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孙叔敖从小就有一副仁义心肠，而他的母亲也是一位善于教育孩子的母亲。年事稍长，他奋发读书，研究文韬武略，成为隐居乡野的贤士。
幸遇举荐 出任楚相
避居期思乡野的孙叔敖如何当上楚国令尹的，古人却有不同的说法。以历史时期远近为序，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孟子》载：“孙叔敖举于海”。朱熹注解云：“隐处海滨，楚庄王举之为令尹。”清寿州人夏尚忠在《楚相考》中认为：“想此亦无指实，但随文解义耳。然而孟子亚圣也，且去古未远也，立言岂遂无征哉。盖当时必有所据，今日不可考矣。”
吕不韦《吕氏春秋·赞能》载：“孙叔敖，沈尹茎相与友。叔敖游于郢三年，声问不知，修行不问。沈尹茎谓孙叔敖曰：‘说义以听，方术信行，能令人主上至于王，下至于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说义调匀，以适主心，子不若我也。子何以不归耕乎？吾将为子游。’沈尹茎游于郢五年，荆王欲以为令尹，沈尹茎辞曰：‘期思之鄙人有孙叔敖者，圣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于是使人以王舆迎孙叔敖以为令尹，十二年而庄王霸，此沈尹茎之力也。功无大乎进贤。”按照这种说法，不仅孙叔敖为令尹是沈尹茎所荐，连他隐居期思也是沈尹茎一手策划的。荆，即楚。
刘安《淮南子·人间训》载：“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期思在今河南淮滨，雩娄在今河南固始。时楚庄王霸业初兴，急需贤才辅佐，孙叔敖系勋相之后，又有治绩，因而受到信任和重用。至于创建芍陂则是孙叔敖担任令尹以后的事迹。
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载：“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虞丘相进之于楚庄王，以自代也。”根据这种说法，孙叔敖为令尹系前任楚国令尹虞丘子所荐。
刘向《新序·杂事》载：“樊姬，楚国之夫人也。楚庄王罢朝而晏，问其故，庄王曰：‘今旦与贤相语，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贤相为谁？’王曰：‘为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问其故，曰：‘妾幸得执巾栉以侍王，非不欲专贵擅爱也，以为伤王之义，故所进与妾同位者数人矣。今虞丘子为相数十年，未尝进一贤。知而不进，是不忠也；不知，是不知也。安得为贤？’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于是辞位而进孙叔敖。孙叔敖相楚，庄王卒以霸，樊姬与有力焉。”按照这种说法，孙叔敖相楚乃樊姬力荐。
而同为刘向所撰的《说苑》则作了完全不同的记载：“楚令尹虞丘子复于庄王曰：‘……臣窃选国俊下里之士，曰孙叔敖，秀赢多能，其性无欲。君举而授之政，则国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庄王曰：‘子辅寡人，寡人得以长于中国，令行于绝域，遂霸诸侯，非子而何？’虞丘子曰：‘久固禄位者，贪也；不进贤达者，诬也；不让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为臣？愿固辞。’庄王从之。赐虞丘子采地三百，号曰国老。以孙叔敖为令尹。”据此，孙叔敖为令尹系虞丘子直接向楚庄王举荐。
以上几种说法哪一个可信？由于文献不足征，我们现在也难以下确切的论断。不过，综合考察还是虞丘子荐孙叔敖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因为有信史之称的《史记》也以为孙叔敖本来就是“楚之处士也”，虞丘相进之于楚庄王，以自代也”。(“处士”指有德才而隐居不愿做官的人)这与《孟子》所载“孙叔敖举于海”大体吻合。当然，这与蒍氏家族在公室与若敖氏的斗争中一直坚定地站在公室一边也有很大关系。孙叔敖之父蒍贾甚至在与若敖氏的斗争中付出了生命，楚庄王决心启用孙叔敖，也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一点。
又据刘向《说苑·敬慎》所载，在孙叔敖出任令尹后，整个国都无论官民都向他表示祝贺，他自然也是兴高采烈，踌躇满志。当大家都沉浸在这欢乐祥和的气氛中时，有一位老者出现了：他身着白衣，头戴白冠，不仅不向孙叔敖表示祝贺，反而把孙叔敖入为令尹当作大坏事前来吊慰！面对这行为怪异的老者，孙叔敖仍然恭恭敬敬地接待了，并且虚心地向老者请教：“楚王不嫌我才疏学浅，任命我为令尹，大家都把这当作大喜事来祝贺我，而先生您却把它当作坏事来吊慰我，这是什么原因呢？”老者见他态度还算恭敬，孺子可教，就对他说：“有原因，你现在面临三方面的隐患：身已贵而骄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权者君恶之，禄已厚而不知足者患处之。” 孙叔敖一听，头脑顿时冷静了许多，赶忙向老者请教如何去做，老者又告诉他：“只要你做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取’这三个方面，治理楚国也就绰绰有余了。”
西汉韩婴《韩诗外传》中也有类似记载，不过这位老者成了“狐丘丈人”，他告诫孙叔敖说，人有三怨，“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民怨之”。而孙叔敖却说：“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总之，孙叔敖在为令尹之初曾受到一位世外高人的指点，要他居安思危，不要得意忘形，应该是可信的。
辅佐庄王 成就霸业
《荀子·非相》有这样一段描述：“楚之孙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秃长左，轩较之下，而以楚霸。”意思是楚国的孙叔敖，是期思地方的乡下人，发短而秃，左手长，坐在车上还不如车箱两旁的横木高，但他使楚国称霸于诸侯。孙叔敖虽然“貌不惊人”，但他担任令尹期间，以身作则，勤于政事，精明干练，政绩斐然，辅佐 王，迅速成就霸业，不愧为一代名相。正如《史记·循吏列传》记载：“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
首先，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按《淮南子·人间训》说法，孙叔敖在出任令尹前，就“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即带领当地人民兴建水利工程，灌溉农作物，这项水利工程就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期思陂”。
孙叔敖任令尹后，继续兴建水利工程，发动人民“于楚之境内，下膏泽，兴水利”。(《芍陂纪事》)在楚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年)左右，又主持兴建了我国最早的蓄水灌溉工程——芍陂。芍陂因水流经过白芍亭而得名。工程在安丰城(今安徽省寿县境内)附近，位于大别山的北麓余脉，东、南、西三面地势较高，北面地势低洼，向淮河倾斜。每逢夏秋雨季，山洪暴发，形成涝灾；雨少时又常常出现旱灾。当时这里是楚国的北疆的农业区，粮食生产的好坏，对当地的军需民用关系极大。孙叔敖根据当地的地形特点，组织当地人民修建工程，将东面的积石山、东南面的龙池山和西南的六安龙穴山流下来的溪水汇集于低洼的芍陂之中。修建五个水门，以石质闸门控制水量，“水涨则开门以疏之，水消则闭门以蓄之”，不仅天旱有水灌田，又避免水多洪涝成灾。后来又在西南开了一道子午渠，上通淠河，扩大芍陂的灌溉水源，使芍陂达到“灌田万顷”的规模，“周百二十许里”，“陂有五门，吐纳川流”。工程设计合理，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引、蓄、灌、排系统。（据《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芍陂建成后，促进了淮河以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这里每年都生产出大量的粮食，成为楚国继江汉地区之外又一个经济中心，国力大为增强，为楚庄王争霸中原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奠定了物质基础。战国末年，楚国丧失了江汉地区，以寿春为中心的江淮地区成了楚国统治赖以生存和延续的基地。从楚考烈王（公元前241年）迁都寿春起，芍陂所在的寿春成了这一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这固然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也是由于孙叔敖兴办水利奠定了这里的重要经济地位。芍陂经过历代的整治，一直发挥着巨大效益。东晋时因灌区连年丰收，遂改名为“安丰塘”，一直延用至今。如今芍陂已经成为淠史杭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座反调节水库，塘周长五十华里，面积三十四平方公里，蓄水量一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达六十七万四千亩，并有防洪、除涝、水产、船运等综合效益。1988年1月13日国务院确定安丰塘（芍陂）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又据《七国考·楚食货》载：“孙叔敖为楚相，截汝坟之水作塘以溉田，民获其利”。《史记·循吏列传》裴骃集解引《皇览》还说：“或曰孙叔敖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也”。古沮、漳水入江通云梦泽，此项工程当在沮、漳水下游，建成后对以郢都为中心的农业水利灌溉带来极大方便。这样，楚国东之淠河流域，南之沮漳水流域，北之汝水流域，都兴建了水利工程，形成了灌溉网络。清代马马肃《绎史·孙叔敖碑》评价说：“宣导川谷，陂障源泉，灌溉沃泽，堤防湖浦，以为池沼，钟天地之美，收九泽之利，以殷润国家，家富人喜”。孙叔敖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的方针和实践，不仅为楚庄王争霸中原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也为我国水利建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有着深远的影响。
其二，体察民情，关注民生。孙叔敖出自期思“鄙人”，对下层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了解比较多，也能虚怀若谷，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因而他在制定政策、发布政令的时候，能够更多地从老百姓的实际情况出发，尊重人民的利益，关心人民的疾苦，考察人民的承受能力。《史记·循吏列传》载，有一天楚庄王忽然感觉楚国的那蚁鼻币太轻了，于是下令将小币改铸为大币。老百姓感到不方便，纷纷放弃自己的生业。管理市场的长官市令向令尹孙叔敖报告说：“市场混乱了，老百姓都不愿在这里居住、谋生了，秩序很不安定”。孙叔敖问道：“这样的情况有多久了？”市令答道：“有三个月了。”孙叔敖说：“不用再说了，我现在就让市场恢复原状。”五天后，孙叔敖上朝，向楚庄王说：“前些日子更改币制，认为原来的钱币太轻了，现在市令来报告说，‘市场混乱了，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市场秩序很不安定。’臣请求下令恢复使用原来的钱币”。庄王应允。命令下达三天，市场就恢复得和原来一样。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赞道：“孙叔敖出一言，郢市复。”
《循吏列传》还载有这样一则故事：爱乘坐低矮的车子是楚国人的风俗。庄王认为低矮的车身不利于驾车的马奔驰，打算下令制造高车。孙叔敖说：“政府频繁地下达各种命令，老百姓就会无所适从，不可这样做。如果大王一定要改制高车，臣下请求先让城乡百姓把门槛加高。乘车的人都是官吏贵族，他们不能够频繁地下车过门槛。”庄王同意了他的意见。过了半年，人们都自动加高了车身。这就是著名的“便使马工程”。司马迁称赞孙叔敖“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效之”。意即不用命令而人民就顺从他的教化，身边的人看到了就仿效他，远方的人从四处观察人们的言行而效法他。孙叔敖的这一做法给所有的官僚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当政者凡涉及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事，做出任何决策都应该三思而行，应尽量采取能够被人民所接受的方式方法进行。
其三，注重法治，严格执法。孙叔敖在担任令尹期间非常注重法治。在执法之中，他能秉公而断，不徇私情，也不拿国家法律做交易。据刘向《说苑·至公》载，曾荐孙叔敖为令尹的虞丘子家里有人犯法，孙叔敖毫不客气，“执而戮之”。由于孙叔敖奉公律己，执法不回，为楚国人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所以楚国社会风气很快变好，吏治清明，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刘向还在《列女传》中记载，在孙叔敖为相期间楚国竟然出现了“道不拾遗，门不闭关，而盗贼自息”的盛世景象。
其四，改革军事，北霸中原。孙叔敖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水利专家，还是优秀的军事家。孙叔敖为令尹期间，正是楚国迅速崛起争霸中原的最关键时期。当时，楚国最大的对手就是晋国，自晋文公奠定霸业以来，晋国一直执盟主之牛耳，发生在公元前633年的晋楚城濮之战（今山东鄄城西南）更是让晋国占尽楚国的便宜，可以说，晋国正是踩着楚国的肩膀爬上霸主地位的。因此，楚国早就想报一箭之仇。可惜在若敖氏专政时期，楚国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无暇他顾。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即位之后，任贤举能，励精图治，选拔了申无畏、伍举、苏从、虞丘子等一批忠臣，尤其在孙叔敖为令尹后，君臣同心一志，楚国实力有了进一步增强。而晋国在公元前628年晋文公死后，内部又出现了一些问题，实力有所下降。此消彼长，实力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楚国的变化，因此，这时是楚国争霸中原的最佳时机。
熟谙古兵书《军志》的孙叔敖深深懂得，处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时代，要在争霸中占得上风，必须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改革军事，增强军队实力也就成为当务之急。《左传》对孙叔敖所进行的军事改革作了清楚的记载。《左传·宣公十二年》载道：“蒍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其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术善经也”。这里具体记述了孙叔敖进行军事改革的内容，他选择楚国有关行之有效的军政典令，立为军法。在行军时，右军从将军之辕所向而进退，左军追求草藤为宿备，前军探道，以旌为标识告后军，以防不测。中军制谋，后以精兵为殿，百官各建其旌旗，以表明其地位与职司，并依此而行动。这样，孙叔敖将军分为五个部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组织严密，灵活作战，做到“军政不戒备”，且又能够做到以德治军，“军之善政”，“武之善经”，具有更大的战斗力。这一改革为楚国在随后的争霸战争中战胜晋国打下了基础。
《左传·宣公十一年》对孙叔敖为加强楚国北境建设所作的军事改革，同样作了记载：“令尹蒍艾猎城沂，使封人虑事，以授司徒。量动命日，分财用，平板干，称畚筑，程土物，议远迩，略基趾，具食侯粮，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为了加强北境建设，孙叔敖立筑沂城(今河南正阳境)。他遣封人(具体筹办者)筹度工程，上报司徒。封人计量工程、时间、人员、材料、干粮，结果三十天完成，顺利地实现了预定计划。这项工程不仅建立了北进之基础，增强了与晋争霸的实力，同时也说明孙叔敖重视科学技术，具有突出的治国才干。
楚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年)，楚晋“邲之战”是楚庄王建立霸权的关键战役，也是充分展示孙叔敖军事才能的一次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孙叔敖运用古兵书《军志》“先人有夺人之心”的战略战术，主动进攻，使晋军大败。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孙叔敖在做好了相关准备之后，即辅佐楚庄王挥师伐郑，挑衅晋国。晋景公遣主政卿士荀林父率晋上、中、下三军南下救郑。楚庄王为麻痹晋军，松懈其斗志，两度遣使向晋军求和，示弱于敌。本无意与楚军决战的荀林父见楚军求和，当即应允。正当双方行将盟会之时，楚军忽遣小股兵力袭扰晋军，制造事端，诱其出战。晋军将领意见不合，主战、主和不一。晋军向楚军营地发起攻击后，楚庄王亲率部分楚军击败来犯之敌。为了阻击晋军的援军，孙叔敖决定先发制人，令楚军全面出击，掩袭仓促赶至的晋援军。晋援军大败。楚军乘胜对晋军驻地发起猛攻。毫无防备的晋中、下军面对楚军的进攻措手不及，伤亡惨重，溃败北逃。晋军退至黄河南岸的邲地(今河南荥阳东东)。慌不择路的晋军主帅荀林父为保全残部竟鼓励全军渡河北逃。晋军士卒遂自相砍杀，抢船争渡，最终惨败而归。邲之战是继城濮之战后，晋、楚两强之间又一次大规模的正面交锋，楚国终于报了“一箭之仇”。之后，楚庄王继续北进，征伐山戎，饮马黄河，观兵洛邑，问鼎周郊，成就霸业，成了名副其实的“春秋五霸”之一。就其霸业规模来看，远远超越他的前辈齐桓公和晋文公。论功行赏，作为令尹的孙叔敖无疑是头一位功臣。《吕氏春秋·情欲》曾这样评价孙叔敖在楚庄王称霸中的作用：“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孙叔敖之遇荆庄王为幸，自有道者论之则不然，此荆国之幸。荆庄王好周游田猎，驰骋弋射，欢乐无遗，尽傅其境内之劳与诸侯忧于孙叔敖。孙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为故，故使庄王功迹著乎竹帛，传乎后世。”译为白话即，世上侍奉君王的人，都以孙叔敖遇上楚庄王为幸运。以修身养性的来说却不是这样，这是楚庄王的幸运。楚庄王喜欢到处游乐打猎，骑马射箭，寻欢作乐，无所不为，把国内的事务和诸侯间的烦恼事全交给孙叔敖。孙叔敖日夜不能休息，因此不能把有利于养生作为要事，从而才使楚庄王的功业和事迹著于史书，流传于后世。应该说《吕氏春秋》所作的这一评价是恰当的、公正的、准确的。
自律廉洁 持廉至死
孙叔敖就任令尹后，时刻记得那位老者“狐丘丈人”的提醒，勤于职守，处处自律，全家人仍然过着平民生活，留下了许多历史佳话。
孙叔敖为令尹十二年，有功于楚国，可谓政绩卓著，贡献很大。楚庄王屡次要赐给他封地，可是他均坚持“不受”，“持廉至死”。据桓谭《新论·国是》载：“叔敖妻不衣帛，马不食粟，尝乘栈车，牝马，披羚羊之裘”。他的随从看到生活如此俭朴，提醒他说：“坐新车则安全，乘肥马则跑得快，穿狐裘则暖和，您为什么不要新车、肥马、狐裘呢？” 孙叔敖向他解释道“君子穿上好衣服更加恭谨；小人穿上好衣服更加傲慢。我没有好的品德配乘新车、肥马，穿好的衣服。”《韩非子》说他：“粝饼菜羹，枯鱼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饥色“。马马肃 《绎史·孙叔敖碑》称：”其忧国忘私，乘马三年，不别牝牡……专国宠权而不崇华，一旦可得百金，于殁齿而无分铢之蓄。破玉块不以宝财遗子孙。病其临卒，将无棺椁”。
孙叔敖为官也并非一帆风顺，在他的宦海生涯中曾三起三落，数经荣辱。他不计较个人地位的升降，坚信自己行得正，站得稳。《吕氏春秋·知分》载：“孙叔敖三为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忧；皆有所达也。有所达则物弗能惑”。“达”是通达事理、通晓生死的意思。《史记·循史列传》进一步解释道：“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孙叔敖不仅善于谋国，辅佐庄王建立了赫赫霸业，在谋家方面也富有远见，为后世子孙的长久利益做了详尽的安排。邲之战后，归来论功行赏，劳苦功高的他偏偏在“楚、越之间”“砂石之处”，挑了块名为“寝丘”的贫瘠的地方。根据楚国的法律，大臣的封地在传两代之后，全部收归国有。而孙叔敖所挑的这块土地由于贫瘠，没有人注意它，所以他的子孙得以长期保有，一直传了十世。虽然不能发大财，但辛勤耕种，也可以丰衣足食。孔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意思是说君子给后世留的福泽，最多能够传到五世。纵观历史，除了孔老夫子保佑了子孙七十多代坐享清福之外，超出五世一倍的，大概也只有孙叔敖了。
据《吕氏春秋·异宝》记载，孙叔敖临终前给楚庄王上了一份奏章。其中写道“蒙大王提拔，我这样一个田野农夫当上令尹，可惜我无能报答大王的知遇之恩。我有一子，资质太差，不配伺候大王，请让他回乡种田。晋国虽败，但目前仍是我国的劲敌，不可小视。连年兴兵攻伐，百姓度日艰难，大王要加以体恤爱护，让他们过上太平的日月！”楚庄王看了奏折，不禁动容泪下，感慨地说：“令尹至死不忘国家，实在难得。”临终前孙叔敖还嘱咐儿子蒍安回家好好种田，有困难去找优孟。
优孟是楚庄王的一位宫廷演员，善于模仿，也是孙叔敖的好朋友。这类人在古代属于弄臣之列,没有地位,很是受人轻贱。 孙叔敖却看出优孟这人不简单,不惜屈令尹之尊和他交往。“楚相孙叔敖知其贤人也,善待之”。这使优孟感激非常，一心想报答他的知遇之恩。孙叔敖早已料到人走茶凉，在他死后楚庄王不会记念他的功劳而善待他的家人的。于是临终遗言，让儿子今后有了困难去找优孟。果然不出孙叔敖之所料，在他死后不久，“其子穷困负薪”，家里一贫如洗，沦落到靠打柴度日了。《史记·滑稽列传》记述了优孟帮助孙叔敖之子的故事。一天，蒍安去找优孟，请求帮忙。优孟慷慨应允，他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在一次宫廷宴会上巧妙扮演孙叔敖。楚庄王一见，大吃一惊，“以为孙叔敖复生也，欲以为相”。优孟说：“请允许我回去和妻子商量一下这件事，两天以后再来就任宰相”。庄王允许了。第三天，优孟来了。庄王说：“你妻子说了些什么呢？”优孟说：“我妻子说千万不要去，楚国的宰相不值得去做，像孙叔敖身为楚国的宰相，尽忠廉洁来治理楚国，楚王得以称霸。如今死了，他的儿子身无立锥之地，贫困得靠打柴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如果一定要像孙叔敖那样，不如自杀。”优孟接着又唱道：“居住在山野，耕田受苦，难以生活。奋起做官，自身贪婪卑鄙的人积存了钱财，但不顾羞耻。家庭虽然富裕，又害怕受贿枉法，为非作歹，犯下大罪，自己被处死，家室遭诛灭。贪官怎么可以做呢？想做个清官，奉公守法，尽忠职守，到死也不敢做违法的事。可清官又怎么可以做呢？楚国宰相孙叔敖保持廉洁直至去世，现在妻子儿子穷困得靠打柴为生，清官不值得做啊！”于是庄王便向优孟道歉，遂召见了孙叔敖的儿子蒍安，把寝丘的四百户封给他，用来供奉孙叔敖的祭祀。后来传了十代都不曾断绝。这说明孙叔敖清廉但不迂腐，爱国但不忘家，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上这样的人物少之又少。
纵观孙叔敖的一生，地位高了，期思之“本”没变；权力大了，忠实于人民利益的思想没变；政绩多了，为民谋利益的态度没变。持廉至死、奉公守法。他的这种精神，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有着深刻的启迪。
功同大禹 永垂青史
孙叔敖的功绩是卓著的，尤其是他率民兴建的号称“天下第一塘”的安丰塘(芍陂)，是人工水利的创举，为其后漳水渠(在今河北临漳县，战国魏文候时西门豹修)、都江堰(在今四川灌县，战国秦昭王时李冰父子修)、郑国渠(在今陕西关中平原，战国秦王政十年郑国修)、灵渠(在今广西兴安县，秦始皇令史禄修)等我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的开凿，起了示范作用。兴建安丰塘时，正值楚国称霸的关键战役邲之战(公元前597年)发生之时。孙叔敖既要在前方辅佐庄王指挥战斗，又要在后方带领民工筑塘建坝。清寿州人夏尚忠在他编著的《芍陂纪事·楚相孙叔敖传》中感慨地说：“公当干戈扰攘时，独能勤心于民，以兴万世之利，其惠爱宁有比哉！安丰人至今犹思而祀之，庙貌攸存，碑记在焉，岂当时则荣没则已焉者乎！”迁客骚人到此均有赞颂之词。宋代大诗人王安石赞道：“桐乡赈廪得周旋，芍水修陂道路传。目想僝功追往事，心知为政自当年。鲂鱼鱼发鲅归城市，粳稻纷纷载酒船。楚相祠堂仍好在，胜游思为子留篇。”这首七律生动地反映了由于芍陂水利工程的哺育，安丰一带农业、渔业丰收的兴旺景象。清代魏芳田诗《咏楚相孙公》：“虞丘一荐步青云，相楚才名独绝群。夏水冬山真善政，中权后劲实能军。夷吾霸业争殊烈，斗谷忠贞并勒勋。留得一塘千古利，寿阳黎庶不忘君”。
为了表达对楚相孙叔敖的怀念和敬意，早在北魏之前人们就在陂北修建了“孙公祠”。其始建时间，无确切记载，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北魏郦道元(公元466或472—527年)的《水经注》：“有陂水北径孙公祠下”。由此推算，至迟在郦道元写《水经注》时就有了孙公祠。据《寿州志》和《芍陂纪事》所载，孙公祠原建在安丰塘北大堤上，明、清两代对其迭有修葺，祠东有老庙集，西为安丰故城，面迎陂水，烟波浩渺，祠内银杏遮天，翠柏相映。中轴建筑共四进：大门、仪门、还清阁(崇报门)、大殿，中轴两侧有东西庑房，四周围墙高五尺，环回四十二丈。正殿奉楚令尹孙叔敖石刻画像。东配明代寿州知州黄克缵“木主”，西配清代寿州州同颜伯珣“木主”。东西庑配汉至清代致力于芍陂兴利除害的官宦四十八人。汉庐江太守王景、三国魏镇西将军邓艾、汉扬州刺史刘馥、晋吏部尚书刘颂位居前列。每年春秋两季，环塘民众备礼致祭，订有祭祀及祭仪制度。
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孙公祠几经沧桑。现孙公祠位于安丰塘北堤下，占地3300平方米，有大殿、耳房、还清阁(即崇报门楼)、仪门和碑刻19方。大殿三间，位于祠的后排。耳记四间，位于大殿东西山墙。还清阁位于中进，二层六间。仪门两楹，位于还清阁南，周围以墙为碑厅。厅内有孙叔敖石刻画像及传略，有历代重修安丰塘碑记、禁止侵塘为田积水界石记、管理法规、安丰塘灌区图示、重修孙公祠记等。1988年1月13日，孙公祠与安丰塘同属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国家又拨专款将孙公祠修葺一新，祠前游人如织，祠内殿阁俨然，碑石林立，香烟缭绕。
如今安丰塘在水利工程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美国、德国、罗马尼亚等的国际友人和海内外专家学者纷纷前来参观、考察。联合国大坝委员会主席托兰先生看后，惊呼“天下第一塘”！1985年3月9日，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杨振怀视察安丰塘。李鹏对寿县的负责同志说：“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个宝塘，你们一定要管理好、用好、建设好。”1986年5月19日著名文物、古建专家单士元、郑孝燮等考察安丰塘后，挥毫题词：
楚相千秋绩，芍陂富万家。
丰功同大禹，伟业冠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