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日本举行过一次“现代中国书法展”，从7月20日至9月12日，有80幅现代中国人的书法作品（另外还有篆刻作品）先后在东京、爱知县、北九州三地展出。80名作者中绝大多数是老书法家，也有少数“新进”。司徒越先生便是“新进”之一。
从《捉刀集》①里可以看到第一方“司徒越”印章作于1943年5月，也就是司徒越开始出现的时间。那时，他是安徽省第一临时中学 的教师，但与书法界毫无渊源。在当时的教职员工名册上也绝对查不出“司徒越”这名字。直到八十年代，人们才知道所谓司徒越，实即孙剑鸣。
为便于叙述，抄一点《司徒越简历》于下：
司徒越，本名孙方鲲，号剑鸣，以字行。“司徒越”之名仅用于作字。
司徒越于1914年旧历闰五月初八日出生于安徽省寿县。幼读私塾，长学西画。“九·一八”事变发生，投入抗日反蒋的学生运动。1933年冬毕业于上海新华艺专，回乡任教师。抗战发生后，到武汉参加抗日宣传工作，武汉沦陷后，经重庆、云、贵转上海，返安徽，有时从政，有时任教。解放后，一直从事学校教育工作。1963年，调至寿县博物馆。“文革”期间，被列入“专政对象”。1976年退休，1979年得到全部平反。他曾任寿县政协副主席，社会职务有中国书协安徽分会副主席等职。
司徒越幼读私塾，当然要写字，但是，塾师和他的一位堂兄都认为他的字“不行”。这两位都是寿县有名的才子，堂兄工于填词，擅长隶书；塾师学问渊博，行书瘦劲，他常引用苏东坡的话说：“我虽不善书，知书莫若我。”他们的评语，司徒越视为权威的结论，于是收拾起笔墨，不再浪费时间练字。
司徒越在一临中时，学生毕业时有三事必做，即印同学录，制作毕业证章，请老师题字。有的还拿了宣纸来，求老师的“法书”，司徒越教文史，自然有学生来请他写字，他自知写得不行，却又推辞不掉，为了“不丢孙剑鸣的人”，便署上一个假名字：“司徒越”。其时，他正热衷于篆刻，所以《捉刀集》上便留下“司徒越”的印蜕。今天，司徒越如果有机会看到他那时的“书法”，肯定惭汗无地，也可能会自笑：保全了孙剑鸣的面子，却丢了司徒越的人。
文士、诗人，多有笔名，书画家则常有别号，至于专为写字起一个名字的，似乎不多，因此，常有人问他这个名字有何用意，答复是：“司徒”复姓，大约只是广东有，人们见了这名字，不会想到安徽人。至于“越”字，有人以为是否含有超越之意；司徒越回忆，起名字时，毫无用意，不过随便凑上一个字，像个人名，不像笔名而已。
司徒越儿童时代，深受家人庞爱，青少年时，又甚得师长赞赏。17岁时，他写过一篇题为《秋怀》的作文，老师（即前面说过认为司徒越的字不行的老师）在文后批道：“作者于缠绵悱恻缜密往复之中，另有一种清真爽适之妙，侪辈中吾见亦罕矣。前途预测，无限光明。”这一类赞美歌声听久了，很容易滋生自视甚高，自命不凡的恶劣情绪。从1952年“思想改造起，司徒越多次在运动中检查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其根源实在由来久矣。
万幸，对于书法，司徒越却不仅不自负，而且不自信。当他已小有名气时，他只敢自称为书法工作者。后来被列入“著名书法家”了（革命前辈、老书法家张恺帆更称之为“大书法家”）。司徒越也未飘飘然，自己仍在“家”字上打问号，他认为未经时间考验，不能即作定论，他自己的论断是：“起步甚晚，植根不深，虽竭驽骀，成就不大。”司徒越“收拾起笔墨，不再浪费时间练字”时，大约是16岁，开始步入书法，认真习字时，已经年逾花甲了，确实是起步甚晚，植根薄弱。只是从1976年以后，十载以还，他作书近五千幅，由于不愿“丢人”，总是认真书写，不愿敷衍应付。所以“竭驽骀”云云，也并非假话。
很难相信，有并不热爱书法而能成为书法家的。但事物多有例外，所以不能排斥司徒越这一实例。
司徒越生于名门望族，幼读孔、孟之书，必然深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幸值“五·四”运动之后，得以接触到新文化思潮，《少年中国》、《小说月报》等刊物，鲁迅、茅盾、老舍、丁玲等人的作品，挤掉了他头脑里大量的“诗云”、“子曰”。到“九·一八”事变发生，才受到革命洗礼。封建与迷信是密不可分的。司徒越的祖母整天念佛，父亲终日求仙。祖母倒不管孙子的事，父亲则常要儿子到纯济坛②去向吕祖三跪九叩。叩过头起来把挂在墙上的自己的名牌翻过来，所以你今天是否叩过头，很容易查出来。直到12岁，父亲去世了，才结束了这种叩头礼拜。就在他12到14岁这几年里，塾师教他读了《论语》、《孟子》以及《诗经》。有趣的是，迷信思想没有钻进他心里；封建意识却深入其脑际。司徒越自言：“一脑子乱七八糟的东西，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孔孟这道。”但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或取或弃。例如孔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司徒越说他从事学校教育工作先后也有20多年，但始终培养不起来对这一工作的兴趣。
司徒越觉得最快乐的时候，是他初进美专那一学期。那时，他第一次离开家庭，进入那五光十色的上海，而又置身在到处是绘画、雕塑，到处是歌声、琴声的艺术之宫。
司徒越是得到亲戚的资助才能够上美专学习的，经济比较困难，一切必须节约，面对着纸醉金迷的上海，司徒越想着孔子所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言也。”也就不怎么动心了。第一学期，学、杂、膳、宿，连同来回路费，一共花了150多元。而一般同学，一学期大都是二、三百元，极个别的一学期竟花掉800元。司徒越连电影都不大看，他专心致志的听课，孜孜不倦的实习。西画系第一学期是石膏模型木炭素描。天热了，手上有汗，不利于木炭画，他便黎明即起，趁早凉完成作业。由于心情愉快，学习认真，第一期的基础课程学得还算扎实，几十年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的书法，相当一部分还是得力于学画。西画理论有些可通于书法，西画的笔触与构图，书法上也有可以运用之处。
“好景不常”，似乎是自然规律。司徒越是1931年进入上海美专的，下半年开学不久，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全国燃烧起抗日的怒火，上海和各地一样，学生罢课，成立了大学联合会、中学联合会。在宣传工作中，美专同学有了用武之地，漫画、歌咏、戏剧是有力的武器。沈逸千、赵丹、王为一、徐韬等人都是在那时已斩露头角的。
上海学生的抗日斗争中有两件大事：一件是北京来的学生代表被国民党逮捕，上海大学联合会发动，包围了上海市政府，坚持了一夜，终于迫使国民党释放了代表，并交出所谓主犯。以法学院、法政学院为主，组织了法庭，进行审讯，揭穿了阴谋，取得了胜利。又一次是上海学生第二次赴京请愿，被害的学生中文生氏英专的杨同恒大出丧的示威游行，经过了许多条马路，参加游行的队伍一万多人，声势空前，影响很大。直到北泥城桥，才被租界的骑巡冲散。司徒越与白绸底、黑丝绒字的上海美专校旗一并被抓进巡捕房。当天晚上，司徒越以无罪证而被释放。后来，学校向学生会要校旗，答复是：“你向巡捕房要去”。
“九·一八”事变后，司徒越加入了共青团，同时参加反帝大同盟的活动。时间久了，有暴露的可能，只好离开美专，转学到新华艺专。他再也没有学习绘画，而是转入地下工作。直到1933年冬，他总算拿到一张“西字第十三届第21号毕业证书”。经过一段时间，家庭见他毕业了还呆在上海，就产生了怀疑，于是派他的一个哥哥到上海去找到他，借口母亲病了，逼着他回寿县家里，从此失掉了组织关系，只得在寿县当了四年小学教师，结了婚。
抗日战争发生后，司徒越流亡到武汉，便去八路军办事处找关系，石磊同志接见了他，说：“现在抗战了，国共合作，在哪里工作都一样”。后来，经过美专同学（也是共青团员）孔繁祜的介绍，参加了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这里的领导是政治部主任陈诚，副主任周恩来，三厅厅长郭沫若，六处处长田汉，三科科长洪深。给司徒越以深刻印象的是洪深，当时，除郭沫若常穿灰色派立司中山服外，其余处、科长都是草绿色哔几军服，配武装带穿长统马靴。只有洪深，一身灰布军衣，十分朴素。有一次，洪深拍着一挺重机枪向大家说：“我们不但要笔杆子，还要会用这个。”
三厅设在武昌昙华林，有防空洞，但空袭警报后，钻进防空洞的人并不多。当时，苏联志愿援华空军与新成长起来的中国空军比翼作战，保卫武汉。偷袭武汉的敌机往往被阻击在孝感一带上空，人们目睹一架架银色的、紫色的（那时苏联的飞机是紫色的）战斗机腾空而起，看见被击落的敌机带着浓烟烈火倒栽下来，拍手欢腾。而更为感人的是中国空军勇士壮烈牺牲的情景：如有的座机重伤，却不肯跳伞，而是猛冲敌机，与敌同归于尽；有的自己请命，带着重磅炸弹俯冲下去，炸毁了日寇的军舰——长门号，这些惊天动地的事迹，在人们心头刻上了永不磨灭的印痕。
武汉沦陷，到了重庆后不久，三厅已名存实亡。司徒越借姐夫孙仲得之力，经云、贵、安南到上海，在阜丰面粉厂工人子弟学校教了一年书。1940年春天回到寿县，不到20天，日寇又第三次攻占寿县，司徒越避到乡间，后经旧友王耕阳介绍，到定远县政府工作。定远已全部沦陷，县政府设在寿县边境内，徒有虚，无所事事。1941年2月，终于利用安徽省行政干部训练团调训的机会，脱离了定远县政府，到金寨去“受训”三个月，4月份结业后被分配到豫鄂皖党政总队去工作。总队设在河南商城，总队部长由84军军长莫树杰兼任。这位广西军人，治军颇严，最恨赌博。秘书黄今明年轻气盛，自负聪明。其余都是来自不同地区的中、青年知识分子，没有多大能耐，也没有多少事做。后来，又派田休当总队部秘书，黄今明调任第三大队长，就要司徒越到三大队去当秘书。1942年冬，黄今明调走了，继任的程守铭不让司徒越走，但司徒越怎么也看不惯这位大队长的官僚作风与商人习气，一再向总队部辞职，总队部便调司徒越回总队部，司徒越方得以离开三大队，迳自回到寿县隐贤集，那是1943年1月。2月份，他与他的老师黄荫庭同应五临中之聘，到霍山鸟鹳嘴教书。不过月余，五临中发生学潮而停课，他与黄荫庭便赴流波石童 ，到设在麻埠的一临中去探亲访友，并被留在那里代课。
1943年冬天，司徒越随他的亲戚到六安刘大圩(刘铭传、刘子务的庄园)。刘家已经破落，但还有不少藏书。司徒越伏案近三周，抄写了一部份甲骨文和金文，装订成册，名之曰《甲骨金石文钞》。“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时，此《钞》居然幸免，一直保存到现在。司徒越写甲骨文，金文，实在奠基于此，但那时他纯粹是出于对古文字美的爱好，丝毫没有想到什么“书法”。那时，他常搞篆刻，只意识到摹写金文，对篆刻甚有帮助。后来到博物馆工作，又觉得认识几个甲骨文、金文，颇有利于文物考古工作。直到1976年以后，这两种古文字才在他的书法上派上用场。
1944年10月，黄今明当上了国民党和县县长，路过流波石童，就把司徒越拖去做他的秘书。直到抗战胜利，司徒越才脱离和县，回到寿县。为生活所迫，他只得再干他不爱的教育工作，到寿县中学去教书。1949年1月寿县解放，秋季开学前，司徒越被调任正阳中学校长。1951年秋，又调任六安师范副校长。经过“思想改造”，1953年春天，调任六安二初中校长。“肃反学习”后，1956年上半年调任舒城中学副校长。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开始，舒城县委推翻了肃反学习后安徽省学委给司徒越的结论：“一般历史问题”，将其改定为“历史反革命”，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但并未宣布。司徒越自己是直到1977年得到全部平反时才晓得此事的。
司徒越的妻子刘碧辉，从17岁起当了一辈子小学教师。20世纪50年代，她在六安县工人子弟小学教书，月工资38元。两子一女，还有一位老姑母，都靠刘碧辉一个养活，幸亏在济南工作的大儿子经常寄点钱或粮票稍作补助。司徒越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后，每月只有15元生活费，后来，一位地区领导认为太少，加到25元。司徒越才能按月抽出10元，寄给家里。在三年困难期间，老姑母死了，女儿也以慢性肾脏炎得不到妥善的疗养而去世。女儿病重时，刘碧辉问她：“要不要爸爸回来？”因为父女久已不相见了。直到女儿死后，司徒越才回到六安，在月光下把她葬到六安东门外的岗头上。
1961年，朱艺初调任舒城中学校长，在他的关心催促下，舒城县委才给孙剑鸣重新作了结论，肯定孙剑鸣的历史问题在思想改造、肃反学习中都已交待清楚，但是“参加工作后，表现不够好”，所以给予撤职降两级的处分。司徒越问：肃反学习，省学委的结论是“一般历史问题，解放后，工作比较好”。没有给任何处分。而且派到舒城中学后，还一次提升了两级。请求指出那些工作做得不好。答复是“不够好”并不是“不好”。至于撤职、降级，司徒越既未提意见，自然不谈。
既已有了结论，司徒越便请求调动。1963年2月，司徒越就到了寿县博物馆。离开舒城中学时，竟也有教师找司徒越要字。
对于学校工作，司徒越也像他后来对于书法那样，虽不热爱，却不敢不认真从事。他负责学校行政领导工作以后，无论是在正阳中学，还是在六安师范、六安二初中，都是用一学期时间改变学校面貌。但在舒城中学，地区教育科(那时还不是“局”)是要他去整顿教学的，但是不但一学期没有大变样，干了两学期还是依然如故，他不能不承认自己技穷力竭。从这一点来说，如果说“工作不够好”，而不是“表现不够好”，司徒越是没有意见的。“文革”后为了平反的事情，司徒越重去舒城，从相识的人们言谈中，才晓得人们对他的印象并不坏，而有些师生对他甚至很尊敬，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寿县博物馆设在报恩寺，司徒越到馆时，这个馆还是一座拥有23亩半土地，49间半破漏房屋的庙宇。一进山门，满目荒凉，小迳两旁，草深没膝。庙内还有一个老和尚，法名玉海，常言他与毛主席同龄。后院“涤尘精舍”里住着三个尼姑，是祖、孙三代。小尼姑早已还俗，后来结了婚，不住在里面了。1963年时，当地人家死了人，还请和尚念经，和尚不够，加上尼姑，还不够，再加上居士。每逢和尚、尼姑去为人家作佛事，彻夜不归，整座破庙里就只剩司徒越一个人守着古佛、昏灯。
从3月份起，博物馆开始了全面修缮，到年底就全部完成了修复工程。4个工作人员以不到50天的时间布置了16间展室的历史文物陈列。工作紧张时，司徒越深夜不眠，黎明即起，冒风雪严寒，经常是每日工作10小时以上，最多时达十五、六小时。司徒越很爱博物馆工作，所以工作虽紧张，精神很振奋。
但是，振奋得不太久，就恭逢“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博物馆里的4个工作人员，有3个被定为专政的对象，另一个也排除在“革命群众”之外。
开始，“造反派”把司徒越作为重点，经过周密的外调内查，搞不出名堂，就废物利用，把出专栏、写大标语的政治任务、革命工作交给司徒越。司徒越办的专栏，在版面形式上是第一流的，甚受青睐。直到“文革”结束，司徒越才停止办专栏工作。但他的专栏和书写的大标语却给人们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1975年春，司徒越被抽调参加“安丰塘历史研究小组”。(小组由省、地、县各抽调二人组成)为了能够运用图书馆、博物馆以及高等院校的图书资料，研究小组人员在合肥工作到1976年春。小组的住地是三孝口的“红旗旅社”。后来，司徒越在一首《答友人》的七律中，开头的两句便是“红旗论古如昨日，绿蜡翻风又一年”的所谓“红旗”即是指“红旗旅社”。
“文化大革命”虽未能彻底消灭博物馆，却使司徒越从对文物考古的迷恋中清醒过来。1975年他就申请退休，未蒙批准。1976年他利用一些有利机会达到了退休目的，他心情很舒畅，也才有比较充分的时间来为别人写字。1980年，他骨折的那一年还写了333幅，1986年一年，则达到619幅。
以上，我们总算叙述完了司徒越的长达63年的历史，现在可以回到本文开头所说的1976年以后的情况。
1976年6月，司徒越填了退休申请表，11月间得到了批准。1979年7月得到全部平反，8月13日领到退休证，恢复了行政17级。10月，发现患肺气肿，遵医嘱戒掉吸了48年的香烟。1980年3月18日，在合肥开完“安徽书法金石学会”的会议后，候车时，跌折右股骨颈，卧床近4个月始愈。从此健康状况一年不如一年，肺气肿发展到肺心病。1983年又患疝气，1984年开刀，由于消毒不严，创口感染，经过53天治疗才出院，记忆力衰退，身体亦弱。另一方面，司徒越的名字也渐为较多的人所知。1979年就有人说：“省内书法界对于司徒越的字，意见统一了，认为是第一流的。”也有人说：“当代能草书者颇多，而得活泼天趣者当推司徒老”。一位日本人则说：“司徒越的字打破了中国旧传统”。《安徽画报》曾为他出专页，《书法》杂志为他作专题介绍。1987年，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司徒越书法选》。为纪念《书法》杂志创刊十周年而出版的《当代书家墨迹诗文选》中、日本为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十五周年举办的《中国著名书家百人展》中，都有司徒越的作品。司徒越从1976年至1987年间，共作书4700余幅，数量虽不多，而覆盖面，在国内除西藏、台湾、澳门外，遍及各省、市、自治区及香港；在国外，则到达日本、西德、芬兰、英、美等国。
司徒越和许多书法家一样：尊重传统，却不愿“随人脚后跟”；不忘求新，而又严守规矩。司徒越也有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并不十分热爱书法。他写草书是为了抒发性情，写甲骨文、金文，是因为它们很美。也还有另外用意：司徒越以为这些字难认，人家当然就不要了。谁知后事事实证明，越是难认，越有人要，许多人还指定要狂草。司徒越这才后悔莫及，承认自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司徒越在1976年以前，写的都是行书，偶而夹上几个草字，那也是与行书差别不大的行草。行书要写得好，大不易，但写起来比较自由。草书则是另一种类型，不仅结体与行书有异，用笔和布局也迥然不同。司徒越认为草书是千载以前就已定型的书体，它可以千变万化，决不可以生造。如果人人都信手挥洒，任笔为体，那将造成书法的大混乱。基于这种认识，他只得从头开始，学习草书。12年来，他从深受张旭、怀素的影响，到初步形成自己的风格，是经过数千次为人作书锻炼的结果。司徒越以为，如果没有许多人找他写字，他决不会像一些热爱书法者那样孜孜不倦地练字。所以他说他步入书坛是“逼上梁山”。当然，这也与时代有关，只有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后的年代里，才会产生这种由“专政对象”变为书法家的事情。
司徒越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他缺乏奔腾澎湃的感情；司徒越又是一个偏激的人，善善恶恶，常走极端。诗人李广嗣作歌云：“古寿春有司徒公，山川奇气蕴胸中，郁邑迍邅呼不出，精英化作墨芙蓉……”司徒越早期写的字与暮年的书法之所以有动人眼目之处，似乎只能说是气质使然。有人觉得司徒越的字，不像其他老书家的字那样和平冲淡，而是富有动态。有一位酷爱书法的青年，看了司徒越剪贴作品照片的册子后说：“看了这些字，觉得坐不住了。”
司徒越特别重视章法。他以为这与他学西画有关。西画要求画一件东西，应是“从整体到局部，从局部再回到整体。”即是说，首先要把握整体，最终还是要看整体的效果。书法，特别是草书也是这样：一幅字如果不是一气呵成，浑然一体，即使每一个字写得都很好，而通篇看起来却如乌合之众，形神不属，那也决非佳作。司徒越非常赞赏王僧虔所说：“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他认为能够使整幅字浑然一体，就可能出现生动的气韵，也即是动人的神彩。
书法之“书”，即是文字。汉字三要素是形、音、义。司徒越认为：书法使用的是汉字的形，而音、义二者与书法的优劣实无关系。善书者与不善书者写同一内容，优劣立判，可为明证。但是，书法既是艺术，兼有实用的功能，因而内容仍是重要的。于是，在司徒越脑子里，便一直存在着这样可笑的矛盾：既不重视书法的内容，而在书写时又极其重视内容。有人认为，司徒越能为不同的对象写不同的内容是“学问使然”。司徒越说：“哪里有什么学问，只是认真对待，不敢掉以轻心罢了。”司徒越还说他自己“腹笥甚俭，但又不喜欢总是写那么几首唐诗、宋词，于是写什么便经常成为问题，甚至很伤脑筋。”这也是司徒越视写字为畏途的原因之一。
在书法理论方面，司徒越自知没有什么独到见解，努力藏拙，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写过两篇短文：《小议书法创新》和《草书獭祭篇》。司徒越认为：“凡艺术，如果总是陈陈相因，并无新的创造，则就表明这种艺术的生命力已经衰竭，终将灭绝。真正的艺术家绝不会墨守成规，故步自封，而是勤于探索，不断创新。”但是，他对号称“新书法”的非字非画的作品，却表示无法欣赏。他认为：“用字作画，决非书法。而且效颦于东施，也不能算创新。”在《草书獭祭篇》里，司徒越论证了唐代蔡希综所说“草法尤难”和清代包世臣所谓“唯草书至难”的道理，他认为草书的妙处可以两言括之：一曰连，二曰变。至于行笔的特点，则是一个疾字。但是，如何掌握草书的特点，那就像孙过庭所说：做到“精熟”，即所谓“心不厌精，手不忘熟”。对此，司徒越的体会是：书内功与书外功，二者缺一不可。特别是不能忽略了书内功，即书法的基本功。基本功力的厚薄，直接表现为书法的优与劣。司徒越又说：“我们常看到书家的‘一挥而就’，不胜艳羡；我们也常以《兰亭集序》、《祭姪文稿》、《争座位》为例，来证明情感在书法上起的巨大作用。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一点：没有深厚的功力，情感再丰富、再强烈，也反映不到书法上去的。”他非常欣赏清代冯班《钝根书要》中所说：“本领者，将军也，心意者，副将也，本领极要紧，心意附本领而生。”他以为这是极其重要的经验之谈。
司徒越比较爱好的还是文物考古工作。对于这项工作，和他搞书法一样，也是“半路出家”，而非“科班出身”。但是他对文物考古工作却是出乎自然的热爱，不象搞书法那样迫不得已。1980年，他因骨折而卧床，还利用不能下床写字的机会，将他积累的材料写成《<鄂君启节>续探》。对于考古界有多种说法的《鄂君启节》上的水、陆交通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得到省考古学会的赞许，将该文发表在学会会刊上。从1975年就已进行考察研究，中间中断了好多年，到1985年8月才重新写成的《关于芍陂(安丰塘)始建时期的问题》一文，也很受水利史研究会的重视。《安徽文博》总第五期以头版头条，原封不动的发表了这篇文章。《芍陂水利史论文集》也收集了这篇文章。
文物考古工作既是脑力劳动，又带有很强的体力劳动，对此，司徒越已力不从心。他说：“现在我所能做的，只有为人写写字而已”。(孙 越)
（此文写于1988年8月。1990年10月21日，司徒越先生病逝，享年76岁。——编者)
注：①司徒越留存自己印蜕的小册子，名之曰《捉刀集》。
②一种迷信的结社，供奉的“神仙“是吕洞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