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位于安徽省西部、大别山北麓、江淮之间，可称“皖西”。地跨东经115°20′—117°14′，北纬31°01′—32°40′，南北跨度1039′，在西跨度1094′。四界为东临合肥市，南接安庆市和湖北省黄冈市，西与河南省信阳市毗邻，东北紧靠淮南市，隔淮河与阜阳市相望。境域历史分属，曾多变，现辖金安区、裕安区、寿县、霍邱县、金寨县、霍山县、舒城县以及叶集改革发展试验区和省级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大别山区域中心城市。全市156个乡镇8个街道，总面积17976平方公里。境内地势为西南高峻，东北低平，呈梯形分布：山区面积5806平方公里，占32.3%，丘陵岗区面积5951平方公里，占33.1%，平原圩畈区面积6219平方公里，占34.6%。2012年底总人口710万人，有29个民族，以汉族人口为主，少数民族占0.7%。
三苗故里 皋陶封地
六安市历史悠久，自然环境优越。公元前3000多年，我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呈现出中华文明的曙光，皖西地区就在其中。在尧、舜、禹时期，皋陶（yao）部落强大起来并发展到江淮之间，与原住民三苗部落共处。三苗部落是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祖先。三苗部落所到之处，即中华民族文明曙光普照之处。皋陶部落在大别山区及其附近先后建立英、六、舒、舒蓼、舒庸、舒鸠、舒鸠、舒龙、舒鲍、舒龚、皖桐、巢等地方性国家。皋陶与尧、舜、禹合作，共同确定“以德治国”方针，协助禹建立中华民族第一个国家——夏王朝，努力发展中华文明，尤其是在司法方面贡献卓著。为表彰皋陶的功劳，禹将皋陶后代封在英、六（安）一带，故今六安城区又称“皋城”。公元前121年，汉武帝从淮南、衡山两王国领地中，划出安丰、蓼、安风、阳泉、六等5个县地域，取“六地平安、永不反叛”之意，设立六安国，并封刘庆为王。从此，“六安”之名沿袭至今。元末，始设六安州。民国初年，境内的寿县、霍邱县属安徽省淮泗道，其余县、区属安徽省安庆道。1947年10月，成立皖西行署。1949年1月，六安解放，成立六安地区专员公署。1999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六安撤地设市，2000年3月，省辖六安市成立。
六安这块土地，因独特的地理环境，自古以来，就是战略要地。有诗曰：“屏障东南水陆通，六安不与别州同。山环英霍千重秀，地控江淮四面雄。”战国后期，楚考烈王迁都寿春，使寿春成为楚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公元283年10月，东晋迎战前秦，在寿阳（今寿县）淝水取得了著名的淝水之战的胜利。辛亥革命时期，在寿州崛起的安徽淮上军先后光复了六安、霍邱、颍上、阜阳等23个州县，成为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支劲派。在土地革命时期，皖西是鄂豫皖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从皖西拉开了解放战争大反攻的序幕。
地灵人杰。古往今来，六安英才辈出。上古有皋陶，汉有“开巴蜀教化之风”的文翁，三国有“雄姿英发”的名将周瑜，宋有国画巨擘李公麟，明有兽医名家喻本元、喻本亨，清有一代帝师孙家鼎，近代有辛亥名杰柏文蔚、张汇滔、朱蕴山、抗日名将方振武、孙立人，著名左翼作家蒋光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涌现了以无产阶级军事家许继慎为代表的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走出108名开国将领。在这块令人神往的土地上孕育出以“以德治国”、“将刑罚作为以德治国的辅助手段”、“以礼乐贯彻德教”为内容的“皋陶文化”；淮夷文化与楚文化互相影响、渗透、融洽而形成的独具一格的以楚大鼎、鄂君启金节、郢爰等古铜器为代表的“寿春楚文化”；以形式活泼展现皖西革命根据地军民生活、教育、宣传红军官兵和苏区人民投身于革命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红军文化”。而且皖西的歌谣、民舞、曲艺、灯会、民间戏剧种类繁多。源远流长、底蕴深厚、遗存丰富、特色鲜明的皖西文化，必然熏陶、促使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滋生、并逐步发展文明生活方式，饮茶、品茶是其重要标志。当然会推动六安茶文化的产生、发展和繁荣。
六安茶始于东晋
据我国地质古生物学家们对从云南省思茅市发现的景谷宽叶木兰（新种）化石的研究考证，其为以宽叶木兰（新种）为主体的植物群遗迹，距今约3540万年。古木兰是被子植物之源，在分类学上，其是山茶目、山茶科、茶属及茶种的老祖宗。可见，茶树起源第三纪宽叶木兰。思茅市景谷宽叶木兰（新种）化石证明。世界上茶的原产地在中国。最早发现茶的用途、饮茶、人工种茶、制茶，都是中国人。从4000多年前流传至今的“神农尝百草”的神话，传说是例证。《茶经》说：“茶之这饮，发乎神农民”。《淮南子修务训》说：“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赢蚘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而解之”。茶即茶也。在中国云南是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地带。随着我们的祖先对茶的用途的认识不断深化，对茶树生长环境的了解，对种茶技术的逐渐掌握，茶叶的种植也逐渐向具备其生长的生态环境的地域——中国东南部延伸。位于淮河以南、大别山东北麓的六安市也早就产茶了。
六安很早就是中国产茶地之一，至迟在东晋（公元317—420年）时，大别山区已生产茶叶了。据《本草衍义》记载，四世纪初，东晋时，江州刺史温峤向东晋皇帝进贡茶一千斤，茗三百斤。东晋江州辖区包括今大别山西南部。东晋郭璞说，早采为茶，晚采为茗。南朝（420—589）的辞书《玉篇》说茗是芽茶。从温峤进贡的茶比茗多得多，可理解为茗比茶要珍贵。《玉篇》里说的“茗”，可能是唐代出的霍山黄芽的前身。唐代茶学家陆羽在《茶经》中评判佳茗名茶时说：“淮南：以光州为上，义阳郡、舒州为次，寿州下，蕲州、黄州又下”。他在这里很明确地将寿州茶列为当时名茶。唐朝李肇在《国史补》中说得更明确：“风俗贵茶，茶之名品亦众……寿州有霍山黄芽”。明代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指出“寿州霍山‘黄芽’、六安州‘小岘春’，皆茶之极品”，“六安州之片茶，为茶之极品”。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集解”里，谈到唐代名茶时，也在“楚之茶”中列有“寿州霍山之黄芽”。明许次纾《茶疏》载：“天下名山，必产灵草。江南地暖，故独宜茶。大江以北，则称六安，然六安乃其郡名，其实产霍山县之大蜀山也。茶生最多，名品亦振”。明陈霆在《两山墨谈》云：“六安茶为天下第一，有司包贡之余，例馈权贵与朝士之故旧者。”清·袁枚（1716—1797）在《随园食单》中提到六安产“银针、毛尖、梅片（指在梅雨季节选一叶、二叶制作的茶叶，又为了与尖芽区分开而得名）”，这里讲的“梅片”可能就是“六安瓜片”的前身。至于“六安瓜片”在什么时期得名，尚无史料记载，当地坊间茶人说是在清末民（国）初。传说有两：一是在1905年前后，六安茶行一评茶师，从收购的绿大茶中拣取嫩叶，剔除梗朴，作为新产品应市，获得成功。信息不胫而走，金寨麻埠的茶行，闻风而动，雇用茶工，如法采制，并起名“峰翅”（意为蜂翅）。此举又启发了当地一家茶行，在齐头山的后冲，把采回的鲜叶剔除梗，并将嫩叶、老叶分开炒制，结果成茶的色、香、味、形均使“峰翅”相形见绌。于是附近茶农竞相学习，纷纷仿制。这种片状茶叶形似葵花子，遂称“瓜子片”。以后即叫成了“瓜片”。
二是说，麻埠附近的祝家楼财主，与袁世凯是亲戚，祝家常以土产孝敬。袁饮茶成癖，茶叶自是不可缺少的礼物。但当时当地所产的大茶、菊花茶、毛尖等，均不能使袁满意。1905年前后，祝家为取悦于袁，不惜工本，在后冲雇用当地有经验的茶工，专拣春茶的第1-2片嫩叶，用小帚精心炒制，炭火烘焙，所制新茶形质俱丽，获得袁的赞赏。当地茶行也悬高价收买，以促茶农仿制。新茶登市后，蜚声遐尔，连“峰翅”亦逊色多矣。“峰翅”品质虽优于大茶，但其采制技术均与大茶相同。而瓜片却脱颖而出，色、香、味、形别具一格，故日益博得饮品者的喜嗜，逐渐发展为全国名茶。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叶卷）诠释“六安瓜片”：该茶产于安徽省六安、金寨、霍山三县，明清时该地属六安州所辖，因其茶叶形制及产地所属，故称“六安瓜片”。明清编纂的不同版本的《六安州志》，均有六安产茶及向朝廷进贡茶叶情况的许多记载。
舒城是于唐开元二十三年（735）置，属淮南道庐州府。该县出产的小兰花茶得名可能在清朝。著名茶学专家陈椽著的《安徽茶经》载：“传说在清朝以前，当地士绅阶层极为讲究兰花茶生产”。由他主编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制茶学》书中也提出，舒城兰花与六安瓜片、铁观音等名茶同在清朝创制。
从上述的一些史籍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出，六安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重要茶区之一。
古代六安人对饮茶的认识是逐渐提高的。隋唐之前，只有上层社会的王公贵族才饮茶。茶本身有提神解乏的功能。唐陆羽在《茶经》中指出，华佗曾说：“苦茶久饮，可以益思。”（华佗生于东汉时期，如陆羽说法可信，那淮河流域饮茶史可上推到东汉末。——编者）。饮茶好处渐渐被人知晓。饮茶简便，价钱也不贵，故在社会上得以传播。唐代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对饮茶也起到推动的作用。据传，泰山灵岩寺的主持和尚，对僧人的坐禅要求很严，静坐修行时不准瞌睡，午后不准进餐。每到傍晚，僧人又累又渴又饥饿不堪。这时有人想了个办法：煮茶而饮，以此来提神并抵制食欲。这个方法从寺庙传到社会。从长安、洛阳通向河北、山西、山东各地的大道上，沿途出现了煮茶出售的店家。往来的人可以用钱买茶水解渴。这些商店用的茶叶，主要是从江淮之间的六安一带运来的。因江淮间离中原近，六安则自然成为民间饮用茶的供应地。唐后期历任江州刺史、淮南节度史的李珏曾说：“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茶作为一种食品，已经和粮食、食盐没有差别了，无论远近，喝茶成了生活习惯，它能解渴消除疲劳，田地耕作的农民，特别喜爱喝茶。到了宋代，款待宾客，孝敬长辈、朋友相叙，都要上茶，否则就是失礼。南宋孝武帝的儿子新安王刘子鸾和豫章王刘子尚到八公山拜望道人昙济，昙济用“茶茗”招待两位主爷。刘子尚细细地品味一番，惊叹道：这是天上降下的甘露呀。饮茶之风还影响到女真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吐蕃赞普（国王）在招待唐朝使节时拿出多种茶叶，并作介绍，说这是舒州茶、这是寿州茶。当时大别山区的茶，可从寿春顺淮河东去折向隋运河到达杨州，从长江出海销往日本、东南亚，直至西亚、非洲、欧洲，饮茶之风才传到海外。
社会需求的不断增加，推动了六安茶叶的生产和贸易的发展。宋·王钦若、杨忆等撰的《册府元龟》记载：“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二月诏寿州以兵三千保其境内之茶园。”可见，在唐朝霍山、六安一带有较多的茶园。在唐代六安茶已成为全国十四个名茶贡品之一。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庐江郡（今合肥、六安一带），在武德三年（620），即唐王朝建立后的第三年，向朝廷进贡茶叶，这在唐代尚属首次。后来又有寿洲（今安徽霍山）贡黄芽。当时的贡茶地区计有十六郡。凡是有名的茶叶产区，都要以茶进贡。据唐《国史补》记载，贡茶品目有十余种，寿洲霍山黄黄芽在列。
唐代规定，霍山茶是固定的献给宫廷的贡品。明朝时六安州每年贡茶200袋（每袋重1.75斤）。袋子是用黄绢缝制的，50袋装成一箱。抬茶箱的扛子上要插上龙旗，运输的“水脚费”由茶农承担。在明代，太祖朱元璋出身于起义农民转战江南茶区，对茶农有所了解在南京称帝后，认为进贡龙团凤饼茶劳民伤财，诏令罢造，“惟采芽茶以进”“六安州芽茶三百斤”《枣林杂俎》）。此举将炙烤煮、饮团饼茶，改革为冲泡散条茶“一瀹而啜”法，使饼茶改成散形茶，而且将蒸青改为炒青。李日华《六研斋笔记》说：入贡“惟贵叶茶，饼制遂绝”。又《潜确类书》说：“国朝始用芽茶”，“而龙凤团皆废矣”。“昔以蒸碾为工，今以炒制为工”。到了清朝，进贡数量不断增加，康熙十七年（1678）300袋，康熙三十七年（1698）400袋；雍正十年（1732）500袋，乾隆元年（1736）720袋。查慎行在《海记》一书中记载，在清初，“六安县贡茶三百斤”。地方官吏为了行贿或自己占有，往往层层提高“贡额”。
自唐宋以来，种植茶叶是六安山区农民的一项产业。茶叶税是国库的重要收入。唐朝将茶纳入竹、木、漆等一起征收统一的山货税。公元793元，茶税成为独立税种，税率为百抽十，公元821年又提高到百分之十五。茶税的设置和税率的逐年提高，与茶叶生产的发展是同步的。地方军阀在辖区客店、贷栈还对商人运输的茶叶论斤征收“榻地钱”（类似“买路钱”）。到了宋朝，朝廷对茶叶实行“禁榷”制（禁即朝廷专利，榷即垄断之意）。就是现在说的统购统销的专卖制度。湖北省《罗田县志》和《文献通考》载，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官府曾在金寨的麻埠（现被水库淹没）、开顺设立茶站。当时大别山区设十三个山场收茶，而六安就有两个山场。宋仁宗嘉裕六年（1061），六安这个地方收茶山场又增加霍山和舒城王同两个山场。大别山区13个茶场收的茶占全国收购量的46.3%，而六安一带的4个茶场收购量又占13个茶收购量的29%，但这4个茶场茶叶销售收入却占13个茶场茶叶销售总收入的35%，可见六安茶叶的品质优于其他地方。
宋朝将种植茶叶的农民（茶农）叫做“园户”，要“园户”以茶叶交纳土地税，税后剩余的茶叶则要交售给茶场。园户自家喝的茶也要向茶场购买。北宋时，为推行“禁榷”而制订了繁琐的刑法，残酷地榨取茶农。元朝基本承袭了“禁榷”制度。明朝时在六安设立六安卫，实行山禁，加强对私贩茶叶的处罚。清朝廷对茶叶销售也是严管，但还有商贾运销。清《霍山县志》记载：“茶商就地收买，全县女工检提分配花色，装以大篓，运至苏州”。《六安州志》对商贾将茶运销京都、岭南、东三省和晋鲁诸省也有记载。清陈章在诗中叹道：“催贡文移下官府，那管山寒茶未吐，焙成粒粒心连心，谁知侬比莲心苦。”“近城百里心茶山，贾客腰缠至此间，新谷新丝权子母，露芽抽尽泪潸潸。”此为当时山里茶农悲惨情景的写照。
辛亥革命后，清王朝灭亡，贡茶不存在，“禁榷”制也随之废除。六安茶叶在民国时期缓慢发展。据《六安地区志》记载，民国期间六安茶叶生产情况：民国八年产量1622吨，民国十九年产量4112吨，占全省总产39.2%，其中销往鲁豫2425.7吨，占59%。民国二十七年产量3285吨，民国二十八年产量4326吨。民国二十九年茶园面积341979亩，产量4477.6吨。民国三十三年产量4673.4吨，其中春茶占60.4%，子茶占35.5%，老茶占3.1%，片茶占0.9%，茶末占0.1%，外销3738.5吨，占总产量80%。当时六安有茶农467987人，茶工19031人。抗日战争后，在国民党统治下，粮价飞涨，茶叶滞销，茶粮价失调，茶农多弃茶兴粮，大批茶园荒废。到1949年，六安地区只保存茶园114004亩，总产量2352.3吨，很多名茶失传。
六安茶香溢四海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投放茶叶贷款，积极扶持茶农垦复改造老茶园，开辟新茶园，并将茶叶划为二类物资，由国营商业统购包销，制定合理的收购价格，调动茶农的生产积极性。六安县、舒城县、金寨县还创办了国营茶场（如舒城县春秋塘茶场和柏家岗茶场的茶园有2000多亩）。山区县还建立了茶叶技术推广站。为扩大销路，上个世纪50年代初改制霍红、舒绿投入国际市场，同时推广机制茶，提高外销绿茶质量，减轻制茶劳动强度，促进茶叶发展。1955年六安茶园面积119876亩，总产4027吨，比1949年增产71%。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因政策原因，茶叶生产萎缩，茶园面积只有八、九万亩。改革开放以后，茶叶市场逐渐开放，议购议销，促进茶叶生产有了较快发展。1985年茶园面积达209627亩，总产6173.5吨。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茶叶市场发生了变化，名优茶成了紧俏货。六安市组织力量恢复传统名茶，开发生产名优茶。20世纪90年代，裕安区独山镇在茶叶专家熊海琴等人指导下以“六安瓜片”的传统技艺试验恢复生产“六安瓜片”茶。经过四年试验，终使“六安瓜片”的传统生产技艺得到恢复，茶叶品质显著提高。在2001年首届芜湖国际茶博会上，“六安瓜片”获得“茶王”称号。
金安区在著名茶叶专家王镇恒、熊海琴等指导下，在20世纪90年代开发的“华山银毫”、“六安碧毫”茶获第二届中国农业博览会金奖。在这期间霍山县古名茶“霍山黄芽”投放市场，引起反响。霍山县政府在霍山城建立占地126亩，建筑面积9万多平方米的茶叶市场。该市场被国家农业部确定为定点茶叶批发市场，被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命名为“全国重点茶市”。金寨县开发的三级“珍眉”，在1984年全省名优茶评选会上被评为第一。后发展为“金寨翠眉”，荣获中国农业博览会金奖。在政府的鼓励下，金寨县在20世纪九十年代就有1700多名茶农进入茶叶市场，在北京、上海、南京、合肥、重庆等地设立68家直销窗口，出售六安名茶六安瓜片、金寨翠眉、抱儿云峰以及霍山黄芽、舒城小兰花等。
舒城县于1952年研制的“舒绿”是全国设立绿毛茶标准样的毛茶之一，畅销海内外。在1984年开始恢复在清朝就有的名茶小兰花茶生产，以手工炒制为主。投放市场受到青睐，促进发展。1987年创制了小兰花系列精品名茶“白霜雾毫”、“皖西早茶”。“白霜雾毫”在1989年获农业部部优名茶称号。1992年舒城小兰花茶产量就达到500多吨。
为适应国内外茶叶市场需求，满足人们对茶叶品质的期盼，六安市大力发展有机茶、生态茶园，创建无公害茶叶生产示范基地，注重茶叶标准化生产加工技术培训，加强茶叶专业市场和市场营销网络建设，加大六安茶叶品牌宣传力度，使六安茶叶产业生机勃勃、香溢四海。2012年，全市种植茶叶51.4万亩，采摘面积43.1万亩，其中无性系茶园10.5万亩，无公害、绿色、有机“三品”认证茶园面积41.8万亩。茶叶总产量15661吨，其中绿茶13370吨，红茶11吨，其它茶2280吨，名优茶5440吨。茶叶一产产值11亿元，产业综合产值达到36.16亿元，从业人员65万人。拥有中国驰名商标1个，安徽省著名商标12个。茶叶出口量10100吨，创汇3040万美元。全市有茶叶合作社123个，其中省级8个，市级10个；茶叶龙头企业577个，其中省级7个，市级41个，年销售额5000万至1亿元的14个，1亿至5亿元的3个。